IM电竞城市环境治理论文8篇

　　IM电竞生态环境是公共产品，也是最公平的福祉。作为代表现代文明水平的城市，比如天津市，现面对着严峻的大气形式，如何创新大气环境治理系统，实现社会、文化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方法，将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急需解决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首先，考虑到相反发展的环境和经济，提出快速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和处理城市大气条件需要360度无死角全过程管理。而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或研究方法，城市空气环境治理和改革方法管理着高度人为的城市主体的大气环境，并不断改变管理理论，系统和方法以实现环境，并且实现合作发展和持续改进经济的决策过程。其次，就理论和创新而言，它可以表明“业务创新可以提高生态效率”这一假设。基于新系统经济学的原理，构建了既有利于方法又有利于经济的理论框架体系。基于持续改进的理论，建立的自给自足，完整的动态环境管理系统还可以内生地驱动八个系统的有序循环，从而改善环境和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协调发展。再次，作为评估环境执法后果的主要方向，高层政府与污染公司之间的对立可能是周期性的特征。如果“环境管理影响因素”看起来相对不规则，这意味着政府正在推动环境质量的变化，那么以环境为导向的评估可以迅速形成一种稳定策略。在基于高度评价的评级系统中，累积罚款可以达到进化的平衡。第二，地方官员的晋升困难，基于地方基层官员“完全理性的人”方法，使用来自中国北方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衡量体系的假设。不影响环保性能。因此，有必要改变这种由GDP决定的评级模型，以改善大型和小型高管人员的绩效评级系统。最后，环境消极主义与环境悲积极主义两者都有其自身的原因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利用这两种观点的理性因素之外，我们还需要避免这些缺点，对环境问题提供全面和客观的理解，并提供对环境治理有用的指导体系。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区域一般达66-160天了。2017年5月，空气质量根据城市居民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居民对于目前的空气质量感到不满，高达2%的居民希望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能够在2021年达标可达到。从2018年以来，国务院及环境保护部(以下简称环保部》等部门都出台了多项大气污染防治系统。2013年1月1日，该方法被反复称为新《环境保护法》的“历史上最严格的”方法，该方法规定了严厉的行政处罚，例如每日罚款和环境责任。2015年8月，国民议会常务委员会修订并通过了新的《空气污染控制法》。这导致对空气污染行为的惩罚增加，并增加了政府对污染控制的责任。2013年5月至2014年，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引入“十项大气条款”后迅速做出了反应，并以每个地方政府的名义制定了地方空气污染主管部门的治理体系规范。

　　（一）城市资源浪费现象严重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不少人形成了环境消极主义与环境积极主义两大派别。环境的负面影响是基于自然资源的损失，许多物种的灭绝、人口的爆炸、食物的破坏以及各种物种的不断死亡。1961年一个美国人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开启了整个世界对环境污染问题反思的大序幕。1964年出版《人炸》则敲响了世界人口数量急剧膨胀的警钟。1972年，丹尼·米德斯（DannyMidus）教授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题为“增长的限制”的报告，该报告严厉批评了生产和消费的结果。对这种环境的负面方法。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教授（JulianLincoln）尽快反驳了领导这对夫妇的学者的环境活动。环境活动主要考虑技术进步和市场体系，以解决环境问题。人类是理性的，科学技术是先进的，经济是无限增长的，市场和价格机制解决了资源短缺的问题。

　　（二）环境治理措施存在不足造成空气污染问题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出于历史原因。简而言之，煤炭是主要的主要能源消费结构，其次，长期以来，这是一个粗糙的发展模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对GDP和环境的重视是警察和政治理论的发展。在社会政治和行政投入虚假金额的过程中，普通帐户及其政府在废除基本帐户后处于中心地位，政府在实现良好的环境治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市政当局来说，它们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空气污染控制的双重压力。可以以北京市为例可以进行证明，根据三氧化硫，氢化氮和烟（粉）尘的库兹涅茨曲线，污染物排放量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不太重要，但显然与广告组织的环境政策有关。创新将有助于提高生态效率。但是，空气污染系统物理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的滞后性相对较强，以结果为导向的环境质量评估系统需要考虑凤凰城机场的各种环境管理，以查看影响因素SBM-DEA模型用于计算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大气环境，输入和输出变量的缓解率以及平均收敛分析用于通过管理创新提高环境效率。

　　首先，在旧城镇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环境和经济是无法遵循的。对这种巨大的对角线发展模型认为，在生态和文明概念的指导下，必须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其次，不应该为能够在短期内解决空气污染而盲目高兴。从洛杉矶和伦敦等城市的各种旅行来看，管理烟雾绝非几日之功。简而言之，无论是从其他山区学习还是基于中国的疾病反复学习，城市环境治理都需要持续而全面的创新。城市燃气环境治理创新模型的概念包括城市空气环境，管理创新和环境管理等许多领域，要定义它，我们首先需要组织相关概念。现代词典对城市的定义如下：人口稠密，工商业不发达，居民主要是非农业人口，通常是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可以从法律和自然的角度看待城市的定义，从法律上讲，城市是国家和政府确定的具有法律重要性的行政单位。从自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城市具有某些功能，包括经济和非农业功能，专门的分工以及某些功能，例如政治和文化，人口众多，人口稠密，社会关系复杂。城市环境是由使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人们创建的高度人造的存储环境。人口高度集中，人与环境之间的严重矛盾，社会和政治因素以及经济发展具有三个主要特征，这将对尽快飞行产生决定性影响。人类住区的城市化对空气，水和生物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大气环境主要是指与人类生活更加紧密相关的大气。地球的大气层由地球周围各种气体的混合物组成，范围从几公里到几十公里。一个城市或一个城市群形成后，只有在用餐后才变得美味。由于人力资源的发展，人口密度很高，空气成分与其他地区有很大差异。塑造城市大气环境，城市大气环境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例如高度人造的城市环境以及人类通过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的自然大气环境。

　　（一）完善城市环境管理相关措施环境治理是政治生态学和环境政策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倡导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全人类的政治活动。环境治理的定义是环境治理是管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决策过程。环境治理是三个主要的机构：市场、公民和社会（例如，在地方政府、家庭、国际或全球层面）之间的多层次互动。该实现是对环境需求和社会投入的响应，是独立于法律，没有任何程序，是人类过程并且具有广泛接受的行为约束，具有“良好治理”的特征，并且主要目的是：“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齐晔等人则认为环境监管的内涵发生了几度变迁，经历了从环境的行政,再到环境的治理的演变。杨立华和张云则认为环境管理范式就应该从管理过渡到了参与式管理，然后最终再回到治理。专家学者参与、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公民的参与、企业的参与等各种专门化治理模型和强调多个社会主体合作的多元协作理范式，这是治理机构针对环境问题采取的所有措施的原则和方向，主要包括治理机构结构、治理机制、治理原则、治理目标和治理绩效等分析框架。。

　　（二）加强环对城市环境的管理1914年，在经济发展理论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生产要素和生产系统中条件的“新结合”以及通过市场获得潜在利益的活动和过程。这一新理论涉及五种情况：引入新的“礼物”，使用新技术，开放新市场，控制新原材料供应以及实现新的工业组织。熊彼特的创新方法属于经济学领域。研发的起点是企业家生产低成本或高利润产品的方式，他的研究集中于西湖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提供的创新，即制度创新的方法，他的研究集中于制度的形成和改革。不同教授从各自的研究系统进-一步丰富创新理论,比较有影响力的有英国经济学家德维克里斯托夫.弗就里曼于1989年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创新涉及政府、企业、科看研方法、大学等多方面，是一个机制概念。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飞跃不能仅仅依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需要政府以最佳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分配资源。社交活动提供信息，游戏规则和激励措施。

　　历史文物建筑保护。大部分城市中心都存在大量有吸引力的优秀古建筑，历史保护作为复兴中心区的策略，在许多城市得以采用。人们重新认识到历史建筑的价值，采取城市保护性更新活动，确定文物建筑保护等级，维修历史文物建筑。同时有节制地进行城市骨架和街道的改造，使大多数新建筑在尺度和形式上寻求与原有建筑的协调，达到视觉上的连续性。结合步行区建设保护历史建筑，维护原有的商业服务设施和旧建筑传统风格外貌，进行内部更新，满足现代使用要求。这种做法既维修、保护了历史建筑，又增加了中心地区的吸引力。

　　旧建筑的改造利用。为了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许多国家采取鼓励措施支持改造、利用老建筑，将银行改成饭馆，小学校作为技术办公室，老别墅改成文化中心，弃置的监狱变成酒吧，甚至赋予无用的煤气站以新的内容，将其变成高质量的旅店。例如假日购物广场在70年代开始兴起并迅速普及，大多是通过改造中心区火车站、货仓或工业建筑等已被废弃的历史性建筑物而形成，起到了复兴中心区的作用。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城市中心区的复兴是建立在对历史城市的整体保护的基础之上的，国外尤其是欧洲许多古城的新区开发建设，为了减少对旧城的破坏，普遍采取与旧城脱离的发展政策。在旧城建设上除了注重对旧建筑的单体保护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历史街道、广场等城市空间和城市结构肌理的保护，划定历史保护区，对城市历史进行整体环境保护。从70年代起，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历史保护区的政策性法规。

　　复兴城市中心区的一个重要措施是积极营造以人为中心的环境和空间，以人性化的街道景观增加城市中心区公共空间的魅力，提高城市中心区的吸引力和活力。

　　设置步行街区。二次大战后，由于城市中心区逐渐转变为业、零售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商业区，私人小汽车大大增加，因而那些缺少足够路网的中心区变得异常拥挤。规划者逐渐认识到需要创造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步行空间，提高步行街的质量和舒适性，步行街区的建设成为70年代初期环境整治的主要内容。

　　提供公共活动空间。规划者重新认识到公共空间的作用和吸引力，在环境整治中为人们提供步行街、露天广场、有顶街道、中庭等一系列公共空间，希望重新振兴城市公共空间，聚集人流，增强城市活力。他们重视建筑与人的相互联系和步行空间的连续性，转变沿街建筑底层的功能，对社会和街道开放，营造环境舒适的公共活动场所，为社会交往和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同时借助公共空间吸引足够的客流，获得商业效益。

　　整治绿色开放空间。通过整治绿化和水等开放空间，设置多样的休息、绿化和美化设施，创造舒适宜人的空间环境。美国开始于20世纪初的城市美化运动对其城市环境与景观建设一直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开辟林阴大道和建设城市公园，形成城市的“肺”，一直作为良好的传统继承下来，以致后来的城市结合中心区开辟了许多小公园、小广场，根据人的心理行为特点，创造休息、交往的宜人空间。

　　创造城市滨水景观。许多城市选择滨水区作为环境整治的重点，建设滨水散步道等公共空间；改造海军、造船业废弃的码头，开发假日购物广场等商业娱乐设施；或者结合饭店、公寓、疗养院和历史资源，创造娱乐、休闲的公共空间，利用水滨的舒适性吸引更多的人光顾。许多美国城市都已经发展了中心区水滨公园，通过加强城市水体与附近建筑的联系，在水滨设计有吸引力的公共场地，将水滨作为公共开放空间，创造宜人的休闲、娱乐、消费空间。日本进行的“河川和绿色自然环境”调查，通过“水和绿色的城市建设”的整治政策，对城市资源中的水环境加以保护和利用。

　　基础设施改建。城市交通问题，特别是公共交通的改善是城市中心区复兴的契机和关键，是改善空间环境的基础保障。西方国家在整治中利用城市地下铁道和市郊快速列车的建设，缓解道路紧张状况和停车场的压力，同时结合城市公共汽车、有轨电车，组成覆盖全城的高效快速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中心区的可接近度，大大缓和了城市中心的交通矛盾，为老城中心区的步行商业街改造建设创造了条件。

　　复兴零售商业。许多欧洲城市从60～70年代起，结合具有良好环境设计和设施完善的购物中心建设，对旧有街道型商业街进行步行化的环境整治，形成集购物、休闲、娱乐、办公于一体的中心商业区，通过提供舒适宜人的空间环境，复兴城市中心区。商业建筑与公共空间结合使用，形成城市空间中最有活力的地方，环境整治使中心区的商业得到很大，促进了环境更新和旅游发展。具体的整治措施中常常通过增加沿街的商业用房，创造街道的生活气氛，积极引导旧建筑的改建，将不适用的办公楼改造为旅馆、商业和娱乐等三产服务业设施或住宅，改变了旧城缺乏城市活力的景象。

　　调整功能、发展三产。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西方城市出现“后化”趋势，大量工业制造业外迁至城市边缘和郊区，以、商业、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占据城市主导地位和城市中心区。整治中将已经废弃的工业运输码头、工厂拆除或者重新开发成新的用途，改造成博物馆、展览馆、商业综合体等，被赋予新的功能加以再利用。例如在芝加哥，曾是货运中心的海军码头战后随着功能衰退进入闲置状态，70年代末开始进行再开发，引入贸易展示等功能，以后逐步整治为由水晶宫、节日大厅、公园和家庭馆组成的多功能公共设施，聚集了娱乐、购物、休闲、餐饮、展示等功能，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发展旅游业。环境整治的一个重要措施是通过塑造城市景观和特色环境，发掘旅游资源，保护性建筑和充分利用旧建筑，建立区域性休闲旅游中心，通过发展旅游复兴中心区的活力。许多城市将市中心的著名建筑划定为历史建筑加以保护，把旧建筑改造为博物馆、娱乐中心和商场等，发挥其实用价值和历史价值。

　　举办博览会。利用城市中心区的集会中心、竞技场和场等大型活动设施，吸引大量的参观者和游客，创造更多的利润，同时通过举办博览会实施城市整治，更新基础设施，扩大城市旅游。80年代初期日本掀起地方博览会热潮，并以此为契机积极进行城市环境整治。柏林也曾经通过1911年、1931年、1957年、1985年和1987年五次建筑博览会，实施城市更新计划，利用博览会机会成功地进行旧城整治。美国也通过增加集会、会议和商业展销会，促进城市中心区的复兴与经济繁荣。

　　城市设计理论的兴起与迅速发展对环境整治设计产生了巨大的，成为城市中心区复兴与旧城改造的指导思想。 工业革命给城市生活和环境空间带来巨大变化，造成许多城市的产生，使城市环境缺乏传统的宜人空间和人情味，城市中心区环境的恶化引起人们对城市建设普遍的质疑和反思。

　　2.1注重对历史城市空间的与借鉴，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通过探究欧洲历史城镇形态与空间的有机性，注重从传统的城市空间中吸取精华，倡导在环境整治中注重历史文化上的可持续发展，运用沿街丰富的城市空间要素和历史传统符号，采取灵活自由的设计重新塑造城市街道和广场等城市空间。

　　2.2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回归和对人性空间的重视。人文主义的城市设计思潮从具体的生活体验和人对城市的实际感受出发，研究人的行为心理、知觉经验和城市环境之间的联系，强调以人为中心，以宜人的尺度构筑城市空间，强调邻里生活和城市生活的融合，批判主义刻板的功能分区和大尺度非人性的空间创造。

　　人文主义思想倡导以“人”为中心，注重历史与文化的城市设计思想和借鉴传统城市空间创造的规律，其重要的人文意义和多方位的设计受到充分的认识和研究，为环境整治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理论，极大地影响了70年代后欧美城市的复兴和环境整治实践。这些城市设计理论的研究成为环境整治实践的理论基础，指导了环境整治的具体实践。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城市化浪潮从未真正消退，尽管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逆城市化”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城市、特大都市不仅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还是人类集中生活、发展的主要场所。因此，在创新社会管理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着力推进和谐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构建和谐城市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也将为和谐城市建设提供强大的推动力。2011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性：“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1]2011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意见》，把社会管理创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繁荣社会管理体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促进和提升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总结，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之一。

　　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视角来看，城市政府的治理、城市社区的重塑、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城市法治环境的完善，无论是对创新社会管理的理论，还是对构建和谐城市的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探讨意义：引领我们的城市社会管理研究走向城乡互动，走进基层社区，积极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本土文化的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程式，不断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构建和谐城市的强大动力。

　　社会管理是指社会管理者运用各种管理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进行治理的全过程。具体而言，是指由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公民所组成的管理体系，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1）在内容上，“社会公共事务”包括政治性公共事务、经济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等，法律制度、法治环境、教科卫体、社会服务、环境保护、公民参与、政治选举、政策制定等都是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层次上，“社会公共事务”之“社会”是相对的，文中是指在地区（城市）层面上的社会治安和公共设施以及在社区层次上的社区秩序和环境优化等社会公共事务。（3）在方法上，这种公共管理已经开始超越传统的、一般意义上的“管理”，而趋向于“治理”，简约地看，治理理论的精髓可以归纳为“参与、互动、合作、服务”八个字。

　　基于上述对社会管理主体的认识，从主体间关系以及各主体所承担的角色（作用），可以把社会管理模式分为：（1）“以政府为本位、公民和非政府公共组织依附于政府”的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具体又可分为三种，即政府管理的集权化模式、政府管理的民主化模式、政府管理的社会化模式。（2）“以社会为本，政府、公民和非政府公共组织平等合作”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具体又可分为两种，即社会治理的自主化模式、社会治理的多中心模式。目前，我们需要努力发展的是政府管理的社会化模式和社会治理的自主化模式。

　　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抓好社会管理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然而，由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建设方面却严重滞后，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道德滑坡严重、社会分配不公、阶层分化严重等。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将严重加大社会管理的难度。[1]直到近几年发生了诸多、事件等，才引起了我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由此社会管理创新最终进入了中央决策层的话语范围。因此，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就是指要尽快建立健全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合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2]

　　目前，在和谐城市的构建过程中，无论是政府管理的社会化模式，还是社会治理的自主化模式（事实上，这一模式是政府管理的社会化模式向社会化治理的多中心模式过渡的模式状态），政府治理无疑是起主导[3]作用的。

　　无论何种城市治理模式，[4]日趋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使政府再也无法独自承担对社会的管理职能。为此，政府要求社会各方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主动地向非政府公共组织、公民分权，并与它们形成制度化的、以政府为单一中心的分工协作关系，即政府管理的社会化模式。诚然，政府仍然占据着社会管理体系的主导地位，公民和非政府公共组织只是辅助政府管理的得力帮手，对政府仍有较强的依附性。至于社会治理的自主化模式，原来不对等的关系已经被打破，公民和非政府公共组织逐步摆脱对政府的依附，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完全独立的主体。尽管此时的社会力量已经有了与政府进行平等对话的平台，然而公民和非政府公共组织仍未能形成牢固的、与政府相提并论的中心，政府仍然起到主导性的作用。因此，在兼顾公民和非政府公共组织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需求与能力增强的同时，要合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和谐城市构建中的“和谐城市领导力”。[5]

　　城市社会管理不仅要追求政府不同部门自身工作的最优化，而且要追求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的最优化。由于城市政府的主体重复、多头管理往往导致严重的管理低效率，因此在和谐城市的构建中，城市社会管理必须注意横向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分工协调和纵向不同隶属关系之间的分权协调，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政府部门间的协作应该重于单个部门工作的最优化，也就是要在发挥单体优势的同时，深入挖掘单体之间相互协作的潜力和切合点，力争达到“1+12”的效果。

　　一直以来，我国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具有大包大揽的特征，政府、企业、社会三项职能往往交叉在一起。而在和谐城市的构建中，政府应该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将部分权力向公共组织转移，将部分行为转向市场和社会，实行政企分开、政社或政事分开，通过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通过市场化的形式，把政府的职能转移给非营利组织或社会中介组织，提升非政府公共组织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创造最佳的社会治理效果。

　　和谐城市的构建离不开城市公众的积极参与，现代化的城市社会管理模式提倡公众参与式的城市管理，强调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意味着公众不单是城市管理的对象，更应是城市管理的主体；不是只让公众仅仅了解决策的结果，而是应该让他们参加与城市管理决策、实施、监督的全过程，形成“公众自下而上地参与”和“政府自上而下地管理”的合力。加入了城市公众的参与，城市社会的管理将呈现出更加积极的景象，这也是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一种方式，将会在今后的城市社会治理中产生更加积极的作用，将会给我们的城市建设提供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更加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

　　社区是居民日常工作和生活活动的场所，是城市社会的细胞，社区和谐是城市和谐的基础。重塑城市社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以服务群众为重点，以居民自治为方向，以维护稳定为基础，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努力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现代化新型社区，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以上海2010年世博会为例，世博会举办期间，各种社区志愿者组织、社会力量成为担当世博营运日常工作的中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上海世博会的成功，“自愿组织和社会力量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他们，很难想象世博会会办得这样成功。这里社会力量扮演了非常正面的力量，是政府的帮手。这或许能有助于改变人们对社会力量或者公民社会的负面看法”。正是在世博会期间这些可爱的志愿者身上体现出来的奉献精神和社会共建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进步力量，那就是公民社会在不断地形成，社区居民愿意为政府、为社会分担责任，愿意为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愿意为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提供第一手示范资料。

　　同时，社区公民社会的培育，使之逐步与城市政府达成“二元结构”：一种既互相监督又互补增益的结构格局。这种结构格局不但不会削弱市政府的功能，反而其功能张力以更灵活的形式得到广阔延伸，在社区与政府无形中达成的协议中，我们看到了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在以一种渐进式的方式发生变化。而这也是一种积极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我们看到构建和谐城市的图景大有希望。

　　以民为本、服务群众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永恒主题。建立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代办站三者构成的服务网络：形成以街道行政便民服务中心和社区代办站为主体，以社区服务站为基础，以社区中介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为支撑，以便民利民服务网点为依托，以市场运作为补充，社会单位和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服务工作网络格局。延续和拓深社区居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精神，在社区公众之间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区风尚，构建和谐社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也是社区工作的活力之源、生机之本。（1）重建社区居民相互信任的社区诚信伦理机制；（2）重建有利于降低风险的社区安全机制；（3）重建有助于增强社区凝聚力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会保障；（4）重建有助于资源共享的跨界组织管理机制，实现社会资源的全面整合与共享，尤其应加强信息资源整合，建立社区内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双向告知和信息互通制度；（5）建立健全社区应急控制管理体系，最大程度保障社区安全是重建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社区生态与文化特色机制。

　　现代的合作治理理念为和谐社区构建提供了思想保障，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自治也成为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契机和实践平台。（1）要积极发展基层民主，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社区自治；（2）要推进社区居委会专职人员的直接选举，兑现社区居民的民主选举权利；（3）要建立健全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居民自治章程等，保证社区居民自治的长期、健康、有序发展；（4）要完善决策听证会、矛盾协调会、政务评议会等社区民主自治制度，把与居民利益有关的社区事务交给居民讨论、决定，畅通和拓宽居民参与管理的渠道。（5）要积极推行网络化管理模式，把社区作为一个“棋盘”，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属地管理”的原则，合理布局城管、环卫、计生、治安等工作，最终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的有效衔接。

　　社区居民参与管理模式的建立，有利于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推动社区居民参与和谐社区建设的主人翁意识，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快速形成。同时，也为城市社会管理提供了一个研究的范本，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对社区参与的研究对建设和谐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乡之间的互动，更为重要的方面即是乡村的城市化。城市化不同于城市发展，[1]城市化的本义是农村变为城市，农民变成市民，其本质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定居和工作，城市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的趋势。简单地说，城市化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农民是低收入阶层。因此，城市化的过程又是如何处理好贫富差距问题的一个过程。简单来看，城市化的过程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城市化是工业与服务业发展的过程，换言之，城市化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非农产业化；城市化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进程又是“穷人进城”的过程；城市化是土地用途转移的过程，城市化进程要求城市用地、商业用地增加，要求一部分土地的用途发生转换。[1]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将进一步加快居住功能向郊区迁移、商务楼宇向市区集聚、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明显提高，尤其是中心城区与郊区之间的交通联系将更为便捷，郊区发展的交通制约性条件将有较大改观，大大促进郊区、农村对市区的推动作用。[2]城乡发展的历史，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进行演变的：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联系―城乡融合―城乡一体，这一演变过程既反映了城乡演变趋势，也反映出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规律。很明显，城乡一体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城市化发展的最高阶段。目前我国城乡差别较大，城乡壁垒尚未彻底消除，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着影响城乡关系发展的种种阻碍，加强城乡联系，促进城乡共同进步与繁荣，才是我们处理城乡发展的理智态度。

　　郊区城市化，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必然要上演的一个过程，伴随着中心城区的快速发展，中心城区周边将崛起一批先进郊区。这些先进的郊区经济发展并不滞后，而且也有着明显的向市区追赶的迹象，不仅仅体现在城市建筑上，同时也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城区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互相促动和共存是当前城市化进程的鲜明特征，正在形成一种“大城市，大郊区”的现代城市模式。这种模式将有利于和谐城市的构建，既不至于导致中心城区压力过大，也不至于郊区土地的空置，如此一来，将在市区和郊区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共同推动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不断更新和进步。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既关注当代人需要，也关注后代人需要的经济发展模式，既要实现代内公平，也追求代际公平。因此，我们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加大环境建设力度，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倡导环保低碳型的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创造清洁、魅力的家园。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功能区的优化布局，因此，要进一步优化以中心城市、新城、中心镇为重点的城市布局，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推进郊区城镇建设，争取基本建成布局结构合理、功能齐全、多心多层、组团式的城镇体系。要加快建设高等级、综合性、枢纽型，与国内外大交通连接的现代化交通网，延伸市区、贯穿城乡、辐射周边、扩散全国。

　　在城乡互动中，既要把握郊区居民的需求，也要考虑中心城区的承载力；既要考虑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也要思考如何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既要注重代内平等，也要追求代际平等，不要断了子孙的路。城乡的互动，对于和谐城市的构建的确会产生极大的推动力，同时也会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过去好的做法，也要不断吸收最新的成果，为和谐城市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法治环境是指全社会主张法律至上、依法而治所形成的特定意义上的社会环境。它是社会管理趋向文明过程中所形成的制度化特征和必不可少的客观基础，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维护、保障、促进、规范和巩固的作用，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中，由于各种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尤其需要营造一个积极健康、人人遵守、人人践行的法治环境，为和谐城市的建设提供强大的保障。城市法治环境的营造与城市治理、社区自治并不相悖；反而是法治理念一直都未曾离开过城市社会管理工作和社区自治工作。因此，营造良好的城市法治环境对城市社会管理和和谐城市构建而言是一种保障而非阻碍。

　　在城市公共管理体系构建中，决不能忽视法律的作用，在公共管理的内涵中也蕴涵了“法治”的意味。因此，作为城市管理者（或治理者）必须要面对城市法治环境的营造问题，也就是说要力求形成一种全民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局面，在全民法治的环境下，城市社会管理工作也将更加日益开展，构建和谐城市也将更加具备后劲。

　　法治环境要求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规范生产力的发展。（1）在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初具规模的今天，要高度重视政府决策的法治化，建立一个良好的规划、决策的法治机制，并辅以法律责任制度，依法规范政府的行为，保证决策、规划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避免主观性、随意性和“长官意志”，将决策失误降至最低限度。（2）以政务环境为重点的地方软环境日益改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必须严格依法行政，切实转变观念，简化办事程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服务意识，主动为投资者、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融行政执法于服务之中，保证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公平性、公开性，坚决纠正和防止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切实改善地方软环境。（3）加强对行政、司法的监督，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各民 主党派民主监督等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及时有效地纠正违法的和不当的行政、司法行为。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下，公共管理主体的各项行为都置于监督之下，在法定的程序下合理安排自己的公共管理项目，主动积极提供各项管理服务，因此将为和谐城市的构建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

　　在良好的城市法治环境下，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积极的城市公共管理者的身影，也将看到城市社会管理置于监督之下的科学性和规则性，少了随意性，多了规划性，和谐城市的建设在软件和硬件建设方面都将取得长足的进展。

　　和谐的城市，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视阈中，即是社会管理的三大主体――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以及公民的平等协商、各司其职、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下的城市（社区）状态。

　　和谐的城市，是公平公正的城市，无论你是帝王贵胄、文人学者、还是市井小民、凡夫俗子，也不管你是“土著”、“蚁族”或是“漂一族”，只要你在为这个城市的运作、发展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和智慧，这个城市就应给予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是基本的公平公正。

　　和谐的城市，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城市是人的聚合体，城市精神的实质就是人的精神，应体现出城市为人服务，而非人被城市的“异化”，即体现出“人本”。简单地讲，就是要从人类和人性的角度出发，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着眼，体现出一个城市所具有的极强的包容性。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而且还在给予人类物质关怀的同时潜移默化了人类的思想。城市规划是人类调控城市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双刃剑”，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很多问题。

　　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因素[1]，从广义建筑学的角度看，城市也是环境的组成因子。然而，在当代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城市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保护的研究已迫在眉睫，环境学也成为当代社会的最大显学。

　　在人类最为积聚的城市中，也是环境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而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城市规划，必须融入环境保护学科的相应研究，因此，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是基于城市规划和环境学这两门交叉学科的新研究方向，是寻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环境的新途径。

　　从现象上看，城市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居住拥挤、公园绿地少所引起的生活质量下降上，而这种质量的持续下降又最终导致了城市的衰落[2]。另外，由于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又引发了城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污水处理、垃圾堆积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从本质上看，这些都是由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城市规划的认识问题所引发的，尤其是表现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往往片面的依照“人口——性质——规模——布局”的模式来规划城市[3]。

　　所以，在当代的城市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规划工作者已普遍认识到，以形态环境为基本对象的城市规划必须同时要考虑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城市规划上考虑环境问题，才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有利于环境的逐步改善。

　　目前，我国的经济和城市建设活动空前繁荣，然而，由于在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缺乏相应的环境控制和环境规划，在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对环境保护的论述往往还只停留在各个污染点治理的描述上，这种观念已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城市环境问题。所以，城市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控制。这样也直接影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在城市规划领域加强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理论和控制手段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我们将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应用在这项研究上，重点分析了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建设和谐的环境、和谐的城市，并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人们应该要考虑保护什么，不是要考虑盖什么。所谓“反规划”，就是要考虑哪些东西是不能动的，1000年不能动，1万年也不能动的。

　　“反规划”的思想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等研究学者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我们在考虑城市新物质建设的同时，必须要意识到人也需要自然的服务：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休闲、体育、审美等等。而这些并不是由我们人造的，而是大自然积累下来的。

　　“反规划”的意图就是：如何先保护大自然的这个生命之树，而后再思考城市、建筑等，因为，这些都是这个生命之树下的果实。

　　这两者是当代生态城思考的基点，也是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思考的最好体现。“田园城市”是由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师霍华德提出的，主要思想是在于将城市的人造物与自然的环境同时考虑，将城市规划的人为控制与原初的自然体作为相互等同的因素，以此来控制城市规模及城市土地的利用“广亩城市”是由建筑师赖特提出的，主要思想在于为单位性因子提供标准的配给，以系统论的观点来思考城市，用单一的标准结构控制整体城市的环境。

　　这两个途径分别从区域和自身活力的角度形成了城市规划中对于环境保护的策略，都体现了环境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对于当代的城市规划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虽然尚未被人发现，但它最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毫无疑问，使人与人的关系文明化是头等大事。一个人首先必须做到这一点；人类的精神护法为了确保这一点而暂时忽略了对其他存在物的关心，这是无可非议的。这项工作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说是苟日新，日日新。但是，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所有的工作都有待我们从头做起。

　　当人类历史蹒跚进入20世纪中期时，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重重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问题引发了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和自省。特别自20世纪70年代始，历史、哲学、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等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态势。在社会领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NewSocialMovements)的一支，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一起席卷欧美，向西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起挑战。改变过去主宰文学研究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立场，代之以“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并且在竭力完成一个“朝向以生物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

　　回顾整个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历史，其研究的核．心依然是有关“环境身份”的确定问题[4]。身份认同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因而，在环境伦理上有关身份的问题同样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用和谐的理念为环境身份问题设定了全新的归属，同时也为城市规划中有关环境问题的思考指明了新的方向。

　　认为单纯的物质没有价值的假定，使人们对待自然和艺术的美缺乏尊敬。当西方世界都市化的过程迅速发展，需要对新的物质环境的美学性进行最精微和最迫切的研究时，认为这类观念没有考虑价值的说法达到最高潮由此产生的两个恶果是：(1)不顾每一个机体和环境的线)不顾环境的内在价值，而在考虑终极目的时，环境的内在价值是必须充分估计进去的。

　　正如怀特海所说的那样，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也遭遇着同样的苦境。以下就是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事实：①水体污染：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污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致使水环境遭到严重的影响。全国有监测资料的1200多条河流中，850多条受到污染。②大气质量严重恶化：城市中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以及石化燃料的大量使用，将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质排人大气层，使大气质量严重恶化。而由大气泻染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更是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③固体废物污染：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物，由于我国的固体废物露天堆积，全国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固体废物到处堆放，不仅有碍观瞻、侵占土地、传染疾病，而且在自身严重污染环境的同时加剧了水体、大气土壤的污染。④噪声污染：随着我国城市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娱乐事业的快速发展，噪声扰民的现象愈发突出[5]。本文研究的实践对策正是基于上述的环境危机，近几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开始运用科学的规划指导城市建设。结合我国实际，按照“五个统筹”以及环境保护所采用的“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总方针和总战略，通过在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研究，城市规划领域中应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对策：

　　(1)城市规划编制的前期准备应将环境、人口、城市性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协同考虑。

　　这些准备工作是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它包括：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料，例如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气象、水文等；城市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如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6]；环境状况的调查分析，如大气、水体、噪声的监测资料，固体废物的来源与历年累计量，对污染的治理状况等；城市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功能区划等。(2)城市规划应同时编制大气、水、固体废物污染综合整治规划。

　　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城市大气质量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功能区划并按拟定的环境目标计算各功能区最大允许排放量和削减量，从而制定污染治理方案。大气污染的治理应根据城市的能源结构与交通状况确定首要污染物即浓度高、范围广、危害大的污染物，便于治理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在对水污染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计算最大允许排放量并确定最佳治理方案[7]。根据我国水污染的具体情况，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应该通过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采用少废、无废工艺实现清洁生产，提高污水处理效果和资源化利用率，减少污水排放量，修建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加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最终达到有效保护水资源的目的。

　　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环境目标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与处理、处置指标体系并制定最终治理对策。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处于固体废物包围之中，解决固体废物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的目的是依据城市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城市规模对固体废物进行回收处理并循环利用。进人新世纪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中注意“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区域化就是将城市的环境放到整体的区域中进行思考，用体系和城市群的概念来分析城市环境[8]。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整体的城市，用辨证的思维来思考城市环境。

　　节点化就是将环境具体化，用相应的尺度来将环境形成特定的可计量模型，为新科技手段的介入提供相应的条件，通过具体的实验结果来进行城市的节点性刻画。

　　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的结合上，根据我国实际，并以现时的技术手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将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结合得更深入一步：①在城市总体规划或次区域规划层次上IM电竞，确立环境限制是城市或区域发展限制性因素之一的观念，并通过对主萼的环境限制因素及潜在的污染源的分析，合理界定城市的规模，选择适合的用地和人口分布交通运输方案。②在改造和城区重整规划中，尽一切可能改善环境质量，包括完成基础设施的配套，降低太高的容积率和人口、居住密度，增加城市空间和绿地，消除用地布局不当如工业与居住相邻引起的环境干扰。③在郊区发展中，通过对非建设性用地的功能区划，确定生态保护区和敏感区、景观敏感区，保护其不受城市化的不利影响。④在市政详规层次上，将污水管网的设计、污水厂与环境影响评估结合起来。

　　香港是有着巨大密度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很好地进行了相应的环境保护研究，并且，也提供了有显著成效的相应策略，对于我们的城市规划实践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以下是其主要的实践策略：

　　(5)制订一个整体的、长远的“土地用途～运输——环境规划”大纲，使政府能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按照大纲的建议，提供必需的土地和基础设施。

　　(6)自然环境保护策略：包括“维持现状策略”和“执行策略”。“维持现状策略”通过分区的方法限制土地用途。“执行策略”则利用立法方式指定某些地点为受保护地区IM电竞，然后通过一个资助管理计划，保护独特的风景区。

　　该项目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主持的反规划实例，俞教授多年来从事“反规划”与生态基础设施的理论与实践，该项目是一项从区域到城市地段的跨尺度规划案例。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运用“反规划”途径，首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规划，以保障大地生命系统的安全和健康；应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方法，建立一个生态基础设施，满足生态防洪、生物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和游憩等综合功能需要。如同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保障居民获得的社会经济服务一样，区域和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保障城市居民能持续获得生态服务。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美好的环境下，希望我们所居住的城市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本文所谈论的在城市规划领域中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也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的问题归结起来都是相关于“人”的问题，对于人类自身的思考是这些问题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在城市规划中研究环境保护问题，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为人类自身聚落环境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路线口。最终，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历史与地理的、城市与环境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2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城市建设所涉及和应对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技术性、经济性的问题，而且涉及到生态伦理问题，是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问题（王如松等，2000）IM电竞。城市可以看成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构成的“五位一体”的复合生态系统，每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共同支撑这一复合系统持续、协调运行。城市建设如何运行？生态城市的伦理精神如何得以体现？生态伦理所起的“杠杆作用”如何发挥效应？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各子系统之间综合功能的整合。

　　一个生态城市不仅仅有技术层面等外在规定，从更深层面上，应体现为城市积极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从伦理学视角来看，就是指整个城市的伦理精神，这种城市伦理精神透过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的融合形成整个城市的价值合理性，这样的城市才是和谐、生态、安康、幸福的。如果生态城市建设不与整个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只局限在技术层面，那么，所谓的生态城市建设充其量只能是生态硬件建设，缺乏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即缺乏伦理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价值之间的有机共生、辩证互动。

　　建设生态城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指出：“生态伦理是否需要的问题，公众对此辩论甚为热烈。事实上，它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假使没有一个生态伦理来保护社会的生物基础及农业基础，那么，文明就会崩溃”。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实施是公众生态意识提高的反映，而这种意识的文化基础则是生态价值观教育。缺乏生态价值观的主体认知仅限于自然利用性价值——没有认识到自然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的权力。对此，有必要从城市建设的生态伦理问题出发进行剖析，对生态伦理的内在根源进行把握，从而进一步分析城市建设的生态价值观教育。

　　城市是一个以人类行为为主导、自然生态系统为依托、生态过程所驱动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建设生态城市，首先面临的一个基本价值问题是如何看待城市中的自然，即如何看待这些花草树木、山川河流和其他生灵的价值—是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还是对人有用的工具性价值？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应该坚持怎样的生态伦理原则—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说，“利益是对自己的幸福不可缺少的东西”。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长河中，人们对利益的解读产生偏差，利益被片面地认同于经济利益，并且以此作为衡量一切存在物的价值或评判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尺。在奉行以市场化为主要手段的“经营城市”理念的支配下，“经济优先”、“发展优先”的思想和对GDP不断上升的追求，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生态利益的优先牺牲。经济利益实际上成了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杠杆和文明发展的最高目标，其他目的都沦为从属的、可有可无的东西（霍尔巴赫，1999）。究其缘由，除了像土地这样的生态要素可以物化为商品，并用商品货币形式来衡量价值以外，其他的生态要素以及关联要素通常难以用商品货币的形式来衡量价值。这一推理从字面上得出了“只有商品货币才有价值”的悖论。与生态利益相比，经济利益作为一种直接利益，能够很快地给投资者带来回报，因而更容易受到人们的青睐。而生态利益是一种间接利益，它所带来的价值和成效需要长时间才能凸显，虽然它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甚至能够保障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却因不能直接表现为经济利益，因而常常被忽视和放弃。

　　如何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做到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之间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厘清第一种生态价值观—“伦理-经济生态”。法国学者巴斯夏提出了“和谐经济论”的著名命题，认为经济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和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人的行为及其动力的和谐，即“需要-努力-满足”的行为动力模式。这一模式与韦伯、贝尔、查尔斯以及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经济理论对伦理-经济关系的研究相结合，勾画出伦理-经济生态价值合理性的建构所需要的理念和载体，即生态经济共赢的发展理念和生态伦理建设的有形载体。

　　城市建设中生态伦理的功能，不是消解主体追求财富和物质享受的欲望，而是要合理地调节物质生产和利益分配中的各种关系，使主体的经济行为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实质上的合理性。通过生态经济建设，维护良好的生态系统，形成宜居的人居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城乡和区域的融合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从经济利益过渡到生态利益的根本标志。倡导低碳生活和绿色生产，降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化解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实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这一理念是生态经济价值合理性的具体体现。

　　新教伦理所创造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因为它在把谋利理解为“蒙恩”的同时，更理解为“天职”。在这种理解下，谋利处于宗教伦理的规范下，人们满足自身需要的经济努力就获得了价值的合理性。现阶段，我国城市建设由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伦理精神还处于转轨和转换时期，因此市场经济的价值难题只能在伦理-经济生态中得到合理现实的统一，其有形载体无外乎“需要-努力-满足”这一动力反馈机制。谋利的合法性与必要性是需要的品性，谋利的合理性是努力的品性，节俭是满足的品性。加快推进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破解城市基本现代化进程中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优化发展途径，营造发展优势，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这一有形载体是生态价值可行性的具体体现。

　　社会正义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是否“合意”的一种价值判断，其实质是社会赋予公民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都能够得到较为充分的实现，意味着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司法的公正（尹国均，2008）。笔者认为，所谓的其他利益包含生态利益，而生态利益又涉及到一种公正，即环境正义。更进一步说，这种环境正义包含群体、区域、族群、民族国家之间所应承诺的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对等（乔治·弗雷德里克森，2003）。作为国际环境正义运动的先驱者，美国社会学家Bullard指出，要解决生态问题，就要将环境问题与环境正义联系起来。但是，囿于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城市建设将公平正义局限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分配，忽视了在环境利益的分配上贯彻“公平原则”，同时达到环境保护和环境正义的目的。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权益的分配与责任的承担之间的不对等成为生态城市建设中有失公平公正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污染物多，而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重新选择生活环境，以补偿城市生态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害；普通市民没有能力重新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城市生态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因此便成为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随着城市工业布局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地区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逐渐转移到农村地区，随之而来的便是城市污染逐步向农村转移与扩散，恶化了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的生存条件。

　　可见，环境正义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准则。生存环境的差距与环境的不公，不仅拉开了公众的物质生活层次，更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恶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环境不公不仅会影响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会直接损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反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

　　环境领域的公平正义与政治领域的民主正义密切相关。民主政治是环境正义的前提；而环境公正是政治平等的重要构成和实现条件，更是“伦理-政治生态”在环境领域的纵向延伸和特殊表现。传统的伦理政治一旦在现实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运作，一旦把伦理与政治放到一个有机的生态中考察，其合理性就受到质疑。如何构建生态城市中伦理精神的理论合理性，需要厘清第二种生态价值观—“伦理-政治生态”。健康互动的伦理—政治生态的建构，有待民主的伦理精神和伦理性格的培育。

　　日本的环境正义专家户田清认为，人们在享受环境利益、遭受环境损失以及在环境责任分担上的不平等源于社会结构中的精英主义，环境问题上的不公正起因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当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消除环境问题上的非正义，就必须首先实现政治正义。从政治正义走向环境正义，是城市建设中必须建构的生态伦理精神。

　　过去指导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追求完全客观地将事实与价值分裂的“科学性”，这就造成许多建设成果是违背生态和环境原则的，甚至是反生态的。为此，重新树立环境与生态的价值取向，是解决城市生态伦理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生态伦理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伦理革命。这场“革命”的表象是坚决反对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导致公众对生态伦理认知上的偏差，认为“建设生态伦理，就是少吃少喝，甚至于不吃不喝”。在面对生存的压力，受多种利益的驱使时，公众也趋向选择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道德规范，而忽视接受生态伦理思想的熏陶。

　　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在演变过程中具有隐蔽性、积累性和长期性，造成的后果具有突出性、间接性和全局性，鉴于此，由生态环境意识内化为生态德性尚需时日，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环境治理效果。在生态城市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诸多问题，利益的平衡、价值的选择等均需通过行为方式的选择得以体现。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文化将发挥深层次的作用。伦理是文化的生态因子，伦理生态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伦理的文化本性与文化定位，不仅是生态城市的伦理精神的理论合理性的前提，也是实践合理性的基础。如何实践生态城市中伦理精神的现实合理性，需要厘清第三种生态价值观—“伦理-文化生态”。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人生智慧、人文力四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伦理的文化本性。

　　伦理精神生态的“文化诠释”需要加强生态伦理道德知识和行为规范教育。罗尔斯顿曾说，生态伦理是一个人道德境界新的试金石。在建设生态城市中积极开展生态伦理道德知识教育，才能提高市民的生态觉悟，才能使广大市民自觉遵循保护城市生态环境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才能履行好对生命和自然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变人的思想与行为，而生态伦理知识教育的最终目的则在于改变公众对自然的傲慢态度，其终极意义在于让这种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态度与思想的转变落于实处，从而发挥生态伦理教育的实践功能。

　　市民社会作为特殊性领域的社会，是自然伦理分化的结果。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已经不是自然社会的伦理实体中的“家庭成员”，而是基于各自特殊需要的市民社会的“市民”。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是内在于市民社会的伦理精神的基本矛盾。伦理精神以至善为价值目标，一旦由自然社会进入市民社会，伦理的善就是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共同体的关系中的善，即社会至善，其价值合理性的现实体现是人的行为的正当性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樊浩，2007）。于是，伦理-法律的生态互动、必须与应当的辩证整合，是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建构的基本原理。透过道德与法律的价值整合，伦理精神便由市民社会向政治社会辩证发展。在政治社会中，对伦理-社会生态的建构及其价值合理性影响最深刻的，是伦理精神的政治品质和制度品质。因此，“伦理-社会生态”是实践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三种生态价值观，其养成教育需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中理解、建构、确证、把握伦理精神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追求和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张，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在丰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超越自然和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断向自由和解放迈进的过程。人与自然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不仅包含着如何使自然界成为人类的“创造性基础”，而且包含着如何使人类自身成为“合乎人类性的存在”，两者的辩证关系使人类社会统一于“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从而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既然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建设生态城市，就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城市生态环境，把爱和奉献扩展到城市生态环境中的一切生命体，通过更加宽广的生态层面来履行生态德性，使得公众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素质和质量，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把“经济自我”成就为一个“生态自我”，将自然、经济、人类、社会看作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整体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将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诉诸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的全面进步，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统一的具体实践过程中。

　　人们通常所说的正义主要是一种“分”的正义，即指社会成员在其所处的法律制度和道德体系中各得其所地分配资源，从而实现正义原则；反之，则是不正义的。那么，如何将这一传统的正义观改造为新正义观，进而指导生态城市建设？如何从政治正义走向环境正义？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为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处理好生态城市建设中政治正义和环境正义的关系；二是如何有效地保护的利益；三是如何正确处理好谋求眼前利益与将来利益的关系，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关系问题。作为城市生态环境道德主体的人类，应该既对人类成员施行政治民主，也对非人类的存在物施行环境正义，做到兼顾政治民主与环境正义。

　　环境行为影响的滞后性和间接性影响了公众从自身的行为来判断是否有利于生态城市的建设，也影响了社会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及时奖励或惩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生态伦理道德的约束力。生态伦理道德是形成生态德性的重要条件，生态德性是生态伦理道德的内化，是公众对生态伦理规范的自觉认同、接受和践行。如果仅仅以生态伦理道德规范为主要手段来调节公众的环境行为和态度，就显得苍白无力，而生态德性建设可以较好地弥补这种不足。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诞生在西方，引入中国的时间不过30多年。所以，有必要参考借鉴国外生态伦理教育在走向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避免生态伦理教育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实践的二元分裂，培养兼具环境技能与生态伦理良知的实践者（韩立新，2006）。

　　人类是大自然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一切缺乏理性的存在物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利用价值）；人类是所有价值的源泉，道德规范只是用于调节人类之间的行为准则，非人类的其他存在物不属于人类伦理体系的成员；人类是非人类存在物的主宰者，应该通过征服自然来奠定并巩固自己的“中心”地位（余谋昌等，2004）。在这一系列狭隘的价值观视域下，人类对自然界展开了无情的控制和掠夺。可以说，当前之所以出现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等生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方法论在实践中推进的后果。事实上，要建设生态城市，要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生态问题，率先应该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应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从人类延伸到自然，展现更宽广的道德情怀和修养。

　　“生态伦理学之父”利奥波德曾指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把社会觉悟从人延伸到土地”。用这一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观点来指导当前的生态城市建设，就是要把市民的道德关怀从自身扩展到整个城市生态系统，扩展到城市生态环境中的每个构成要素，扩展到存在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每一位成员，即将人类以外的其他一切生命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对象范畴。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更为合理的价值观，其主张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与和谐共生原则，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城市中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这种城市生态伦理观念要求确立的是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取向的生态整体利益观。

　　将生态伦理与实践相结合。生态伦理思想在生态城市建设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拓宽原有交叉学科的视野，使学科交叉更加广泛，增强生态城市建设的道德属性，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为建设好生态城市，须逐步将城市共同体的伦理观渗透到市民的审美情趣中，树立与城市共同体的伦理观相适应的审美观，即一种以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完整为美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审美观。通过对市民的知识、情感、意志和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生态伦理教育目标得以向实践飞跃。外在的要求和规范会逐渐内化为受教育者自身的一种信念和追求，从而有利于生态道德能力的形成。所谓生态伦理道德能力，是指对生态伦理知识的吸收、消化、运用并加以提升和发展的能力。

　　生态城市由绿色建筑发展而来，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生态伦理问题属于根本的观念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生态社区、生态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方法就很难深化和推广。因此，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通过生态伦理知识的学习和生态道德能力的培养，生态伦理规范在社会生活中逐步成为市民的习惯，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过渡和转换，并逐步达到“自省”的境界。

　　2.[法]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M].管士滨译.商务印书馆，1999

　　4.[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王韬洋.有差异的主体与不一样的“环境”想象—“环境正义”视角中的环境伦理命题分析[J].哲学研究，2003

　　坚持以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党的*大和*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我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主题IM电竞，集中力量、多管齐下、积极有效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形成全社会广泛关注、积极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浓厚氛围，为建设更加整洁、更加美丽、更加和谐、更加文明的新*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大力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重要意义、创新举措、显著成效，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整体推进，凝心聚力，教育和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宣传普及“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相关法律法规、环境卫生知识和文明礼仪常识，教育和引导城乡居民养成良好的文明卫生习惯，提高城乡居民的文明卫生意识和综合素质。提高全市的人居环境管理水平，改善人居环境，优化发展环境，全面提高城乡环境质量，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

　　1、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各区县工商局要成立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要组成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报道队伍负责宣传报道任务，要按照统一部署，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进行。要将这项主题宣传与推动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社会、实现我市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宣传结合起来，做到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2、紧扣主题，把握方向。各区县工商局要对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宣传，要紧扣整治工作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开展报道，使各阶段的宣传报道有要点、有亮点、有高潮、长流水、不断线，切实形成规模、形成声势，取得实效。

　　3、创新手段，讲求效果。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作用，充分占领舆论阵地和舆论空间，要创新形式、创新内容、创新手段，利用消息、通讯、特写、评论、报道等体裁，既要保持声势，又要注意节奏，疏密有序，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和受众接受心理规律，注重宣传报道的社会效果，着力提高宣传报道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使此次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宣传成为全年新闻宣传的亮点。

　　4、建立机制，抓紧抓实。建立新闻信息通联制度，形成横向到边、纵向成轴、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新闻信息传递、报送局面。建立新闻信息报道联络员制度，各区县工商局，各科、室、队、中心要确定一名信息员，请与4月21日之前将人员名单、联系方式报市局办公室唐雪峰处。各部门信息员与市局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宣传组办公室经常保持联系，及时报送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提供整治工作过程中的亮点、经验等新闻线索，做好相关信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同时，各信息员要结合各部门职能职责，将今后工作中的一些重要行动、创新举措、亮点工程、典型事迹等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及时报送市局办公室，做好全年的宣传报道工作。

　　5、提高素质，从我做起。工商干部要掌握“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法律意识和自身素质，要熟知宣传环境综合整治的内容和要求，认真做好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同时，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各级工商行政机关领导及工作人员要带头保护环境，开展一次“卫生从我做起，小事从身边做起”的活动，搞好环境卫生工作，提高本单位的环境卫生管理水平。

　　（一）加大传统媒体宣传工作力度，增强新闻报道的时效性、重要性。各级部门要加强与我市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联系。目前，《*新闻联播》、《*现在时》都已开设了《整治城乡环境共建和谐家园》的专栏，各部门信息联络员要加强与市局办公室联系，注重新闻报道的及时性、时效性和重要性。同时，紧紧围绕我局《红盾行动》专栏节目，通过组织动态报道、推出系列专访、周边群众的采访等方式大力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力度、显著成效、典型经验和创新举措，尤其要深入挖掘在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事迹、先进人物进行宣传报道，以先进教育群众，以典型带动群众，增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影响力，从而充分体现工商系统在这次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切实做到认识深、决心大、责任明、措施实、动作快、效果好。

　　（二）加强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宣传工作，增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广泛度和公开度。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媒体，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级工商部门要切实抓好互联网的宣传报道工作，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宣传格局；要积极向各级地方政府的政务信息公开网站报送信息、简报等资料，加大政务信息公开的工作力度，提高地方政府对工商系统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关注度和透明度；要加大对中国工商局红盾网信息报送的力度，市局将把这两项工作的完成情况纳入目标考核中；市局将在*市工商局红盾网开辟“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专栏，各区县工商局、市场科要加强与信息中心的联系，将整治工作的工作动态、信息简报、重要举措等信息报送信息中心秋波处，搭建一个典型经验、创新举措、与网民互动的网络交流平台。同时，要求各区县工商局要加快门户网站建设的步伐，有条件的单位可采取开辟专栏、开设特色板块等形式多样的网络宣传手段，市局将把此项工作的开展情况纳入创新工作考核中。

　　（三）创新社会宣传工作，增强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渗透力。社会宣传工作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一种宣传方式，各区县工商局要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将宣传教育工作的触角延伸到集贸市场、延伸到社区。采取在办公场所、集贸市场、重点路段等处悬挂横幅标语、设立宣传栏、召开市场业主会议、印发宣传资料、设立宣传点、出动宣传车等方式，广泛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政策法规、目的意义、整治要求，使整治工作深入民心，进一步提高市场业主和经营者的自律意识，增生意识，使其从被动接受规范、整治到主动参与、自觉规范、自觉维护环境转变，营造“我为人人IM电竞，人人为我”的良好氛围。

　　各区县工商局要高度重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宣传教育工作，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制定宣传教育工作实施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并将其纳入目标管理，细化分解，明确职责，落实到位。

　　孝感市自上世纪中后期以来，人与水争地，在大力发展经济时，忽视对水系统的保护，导致水面萎缩，水质恶化，水生态遭到严重破坏。针对孝感市城区水环境恶化的现状，必须对城市水系进行整治与修复，全面改善孝感城市环境，重塑城市景观，提高城市品位和宜居度。

　　孝感市区先天水生态条件较好。古时城区因水运发达而极为繁荣，至清末，城区面积扩大到0.6km2。港口上起西门外壕沟，下至小东门，连绵2km，形成“六城码头、九街十八巷”的城市格局，城市重心也在城南老澴河一带。孝感城区水系分属府澴河水系。城区及周边现有澴河、滚子河、老澴河、沦河、界河等河流；天然湖泊有野猪湖、王母湖、白水湖，分布于城区南部；城区北部有一中型水库八汊洼水库。

　　上世纪五十年代，实施府澴河改道工程，将府澴河与汈汊湖水系分离，府澴河改由谌家矶入江。工程实施后，老府河肖李闸至护镇闸河段、老澴河河口闸至北径咀段被分隔，成为了无源死水。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为解决城区的防洪问题，原有的护城河水系或被孤立，或被填埋，导致老澴河周围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臭气熏天，使城市水系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近年来，新一轮的城市建设高潮，又让北京路至滚子河间少量残存的河流与湿地也消失殆尽。

　　据资料记载，在解放初期，城区及周边水面万亩以上的湖泊有11个，正常情况下的湖泊水面约380km2。到现在控制水位湖面仅剩54km2。［1］在河道裁弯取直，河堤改线整治过程中，提高了河道行洪能力，但也使得河湖拦蓄水体减少，加剧了湿地的萎缩，加速了湖区的围垦，水环境承载能力全面下降，生物多样性正发生逆向演替。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片面强调发展速度，不惜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招商引资变成了“招废引污”，但凡河流几乎“有水皆污”。老护城河水系就是这一现象的直接受污河段。与此同时，全市污水处理率极低，污水基本上是直排。2006年，孝感市水文局监测数据显示：水质除洪水期外，基本上是Ⅳ～Ⅴ类。污染最严重的河段为老府河的肖李船闸至护镇船闸段和孝感城区周围的老澴河、滚子河，其水质常年劣Ⅴ类，鱼类濒绝。

　　近些年兴起的库（湖）区旅游开发，所上项目多数未按程序审批，更没有进行建设项目水生态环境论证和排污口设置论证，基本处于无序状态。人们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破坏了水生态环境。2005年7月对部分湖泊进行了抽样监测，结果显示，王母湖、野猪湖等水质为超Ⅴ类，超标项目为总氮、总磷；八汊洼为Ⅴ类，超标项目为总氮、总磷、高锰酸钾指数。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对水生态环境的不重视，城市规划的不合理，导致城市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过度的人类活动是水生态系统失衡的重要原因，其影响可分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因生物栖息环境的破坏而导致物种生存受到威胁或消亡，如土地的利用（围垦和城市化等）导致栖息地的直接丧失，人为建筑（水利设施、堤坝等）导致环境结构改变，以及工、农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造成环境污染等。二是，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或污染造成物种的消亡或濒危，进而直接导致生物种类减少。某些物种消失后，还导致生态平衡失调。

　　孝感城市水系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