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电竞环境治理报道范文

　　IM电竞由于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20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东南亚环境问题。由于历史原因，东南亚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文献都出自于欧美学者。荷兰莱顿大学的彼得布姆加德(PeterBoomgaard)是东南亚环境问题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曾是多个东南亚环境研究项目的召集人，著有《东南亚环境史》、《东南亚雨水、河流和海洋史》、《泥泞的水域:从历史与当代的角度看东南亚岛屿林业与渔业的管理》等书，布姆加德主要用历史学的方法来考察东南亚地区人与环境的关系，尤为关注当地人的传统知识与西方现代科学在东南亚环境治理中的差异②。布姆加德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是最重要的东南亚环境研究史料，其他与东南亚环境治理相关的成果有沃尔弗拉姆德雷斯勒(WolframDressler)、罗宾罗斯(RobinRoth)的《善治、破坏与矛盾性:新自由主义下的东南亚农村环保治理》，休斯皮里(HughSpeechly)、弗里普范黑尔登(FlipvanHel-den)的《东南亚森林治理》，本杰明卡索(BenjaminChore)、迈克尔斯通(MichaelW.Stone)的《东南亚森林的挑战与公私政策交互的潜能分析》，洛兰伊洛特(LorraineElliott)的《东盟和环境治理:重新审视东南亚网状运作的地区主义》等③。东盟的成立使东南亚环境治理有了稳定的区域智库，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支持下，东盟专门成立专家小组来负责区域环境问题的调研、规划和相关信息的收集，定期出版的《东盟环境报告》以及《东盟年度报告》中的环境部分，成为研究该地区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在欧美学者和东盟智库影响下，东南亚本土学者也成长起来，其中新加坡学者黎莲卿(KohKhengLian)的区域环境治理研究比较有代表性，她侧重从国际法角度来研究区域环境治理问题，主要成果有《治理与东盟地区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区域环境治理:审视东盟模式》、《东盟环境法、政策与治理》④。总体而言，上述研究都意识到了东南亚区域环境治理问题的迫切性，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阐述了东南亚环境治理的方法和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上述研究中，对于区域环境治理有实质推进作用的个案并不多见，多数学者并没有关注到20世纪末以来东南亚区域治理模式的转型问题。沃尔弗拉姆和罗斯关于东南亚农村环保治理一文，注意到了市场经济在环境治理中的新的角色，但却缺乏更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尝试通过“APP事件”这一个案研究来弥补上述不足。根据笔者观察，近十年关于民间NGO推动区域环境治理的案例，最为典型也最具影响力的是APP事件，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APP作为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APP是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iaPulp＆PaperCo.，Ltd．)的简称，隶属于印尼第一财团———金光集团(SinarM)，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跨国浆纸业集团公司、全球最大的纸浆、纸张和纸制品生产商之一，在印尼、中国、新加坡、美国和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拥有30多家纸品生产企业和近百家销售公司，年产1500万吨纸浆和纸，产品销往近70个国家和地区;APP还拥有100多万公顷的速生林和近40多万公顷的油棕种植园;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APP的产能也不断扩大。目前，APP年销售额达80亿美元，在多地上市的股票总市值达10亿美元①。第二，浆纸业对环境的破坏力。浆纸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污染最为严重的行业，毁林又被认为是环境恶化的根源之一，加上东南亚环境的恶化，APP的不断扩张使其面临的环保压力越来越大IM电竞，并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APP在环保领域争议颇多，被多家环保组织认定为东南亚原始森林毁灭的背后元凶［8］。第三，环境治理问题的公共性。在东南亚，环境治理是公共事务的治理，环保NGO和公共媒体对此尤为关注，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环保NGO站在公共立场上对APP进行监督并竭力推动其承担环保责任。围绕毁林事件和环保问题，APP成为独立环保NGO重点调查和关注的对象，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以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等为代表的国际环保机构以及东南亚本土的塔拉派克(Telapak)、印尼绿色组织(InstitutHijauIndonesia)等环保NGO与APP进行了长期斗争，它们通过独立调查、制造舆论、政府公关、企业游说等方式对APP施压，敦促其停止操纵毁林，提高行业标准。因此，APP引发的东南亚环境治理模式的变革具有影响力大、参与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等特点，是东南亚区域环境治理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笔者称其为“APP事件”)，将这一事件作为具体案例来分析东南亚区域治理模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优化环境治理中政府、公司与NGO关系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APP事件是一个由媒体报道引发的改变区域环境治理模式的典型事件。早在20世纪90年代，APP在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地大举扩张，并进军中国，然而，由于当时的人们受教育程度较低，环保意识不高，资讯也没有今天发达，APP很少受到关注。1997年之前，环保NGO与其它NGO一样，反对政府在环保问题上的腐败行径，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冲突中磨合。随着1997年苏哈托的倒台，《新环境法》出台并认可环保NGO在环境治理上的作用，印尼环保NGO开始与政府合作，并把斗争的矛盾逐渐指向了导致环境恶化的背后“元凶”———跨国公司，APP成为环保NGO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1997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APP遭到重创，其名下上市公司股票大跌，资产价值大量缩水，导致APP出现其发展史上最大的债务危机。2000年12月，总部在印尼的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宏观经济计划项目联合了一份题为《纸业收益:纤维的政治经济学、金融债务与印尼的浆纸业》的报告［9］，引起了英国地球之友(FriendsoftheEarth，FOE)的警觉，FOE开始关注印尼浆纸业发展，APP成为关注对象。2001年4月9日，APP在新加坡宣布进行财务重组，引起海内外媒体关注。2001年5月，英国地球之友《纸业巨头，毁林大鳄》(PaperTiger，HiddenDragons)的调查报告，关注印尼苏门答腊岛毁林现象，对APP的财务状况作了评估，并呼吁浆纸业利益链上的跨国公司承担起环保责任，这成为APP事件的滥觞。

　　不过，当时媒体关注的重点是APP如何来解决由金融危机带来的亚洲最大的债务拖欠问题，如《商业周刊》2001年8月13日的封面文章称APP进行的是“全亚洲最坏的买卖”［11］。随着APP曝光率的增加，其受关注度越来越高，更多的环保NGO介入进来，媒体对APP的报道也逐渐转向了环保领域。2002年8月，APP与中国云南省政府签署了“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合作备忘录，在思茅、文山、临沧三地圈地2750万亩，有媒体质疑该项目的木材来源问题，相关报道引起绿色和平组织的关注，绿色和平组织开始在云南展开独立调查。绿色和平组织的介入逐渐揭开了APP运作的内幕，并把APP的运动逐渐推向高潮。APP意识到环保NGO即将带来的舆论压力，开始把木材供应的可持续性和森林保护作为公司发展的战略性选择。2003年8月19日，APP与世界自然基金会达成一项协议，旨在保护印尼苏门答腊廖内省和占碑省的自然遗产［12］。APP作为浆纸业，对其运作内幕的报道需要一定的专业背景，媒体与环保NGO的结合提高了报道的影响力。2004年是专业性的环保NGO通过独立调查报告引导社会舆论对APP施加高压的一年。这一年，由于环保NGO的介入，各种关于APP毁林的报道纷纷见诸报端，当地官方迫于舆论压力，也纷纷介入调查。在反对APP的诸多环保NGO中，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最为激进，调查也最为深入。绿色和平组织通过《金光集团APP云南圈地毁林事件调查报告》，揭露APP浆纸业发展的内幕，并动员多家公司APP产品［13］。这种活动产生了三个方面的效果:第一，包括欧迪办公(OfficeDepot)、德国麦德龙(Metro)、日本理光(Ricoh)在内的跨国连锁企业先后APP产品，影响APP长远利益;第二，当地政府依法介入，最终导致APP在越南、柬埔寨的林业项目先后被政府叫停;第三，金光集团宣布暂时中止采伐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高保护价值森林(HighConservationValueForest，简称HCVF)，并于2006年专门圈出10万公顷林地，在廖内南部建立苏门答腊虎的保护区。随后，绿色和平组织又了《见证金光集团毁林30年》、《金光纸业往事》等报告，谴责和APP［14］。面对相关报告的严厉指责，APP在通过媒体公关进行反击的同时，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宣传其“林浆纸一体化”的理念，同时加大在环保技术上的投入，参加国际纸浆与森林行业评级认证。APP在环境治理上也积极配合当地政府，获得所在国家的环保资格认证。APP的环保措施得到国际认可，其旗下企业基本上都获得了ISO14001国际环境体系认证，并受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贡献表彰。

　　然而，环境NGO不满足于APP对环境治理的有限行动。国际NGO联合本土环保NGO，通过社会舆论持续对APP施加压力。世界自然基金会对APP承诺多于行动并继续破坏天然林的行为不满，说服全球著名的可持续森林认证体系FSC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11月解除与APP的关系，并收回之前颁发的FSC－CoC认证证书［16］。2010年10月20日，绿色和平组织为金光集团APP颁发“金锯奖”，谴责金光集团破坏森林的行径［17］。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又《印尼白木的踪迹》、《从热带雨林到包装盒》等报告［18］，并先后成功游说国家地理、富士施乐(Xerox)、时装品牌Mondi、达能集团、肯德基等不再采购APP产品，说服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Company)、斯盖根基金公司(SkagenFund)、国际银行(InternationalBank)弃售APP印尼子公司IndahKiat纸业的上市股票。面对压力，APP不断提高天然林保护标准和可持续运营标准，并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推出新的环境保护措施。2012年10月29日，APP通过瑞士通用公证行SGS(SociétéGénéraledeSurveil-lanceHoldingS.A.)关于ISO26000的第三方严格评估，成为亚太地区首个获得国际权威检测、认证机构资质认可的造纸企业。环保NGO引领的反对APP的跨国环保运动，最终于2013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经过市场调研、舆论调查和反复论证，APP决定推出“森林保护新政策”［20］，并于2013年2月1日生效。新政包括:即刻停止其供应链中所有涉及天然林的作业，加强高保护价值森林的保护，开展高碳储量的评估，采取最优作业方式以保障当地居民及社区的权益，接受非政府组织的监测评估。这标志着热带雨林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森林协会(TFT)、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以及当地的塔拉派克、印尼沃海(WALHI)、森林观察(ForestWatchIndonesia)等纷纷发表声明，对APP此举表示赞赏，持续12年的APP事件告一段落。

　　环保NGO与APP进行了长期斗争，并推动政府参与相关活动，监督政府与公司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和行为，最终使浆纸业的运营逐渐公开化，推动了地区环保事业。这种由NGO介入带来的东南亚环保事业的进步在东南亚是一种新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传统国家一元模式的失灵和市场治理模式的趋利性;同时，新兴的公民社会力量和发达的现代资讯把NGO推向了社会前沿，NGO成为引领环境治理的重要机构。国家和公司依然是环境治理的主体，但NGO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和在推动国家与公司参与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足以导致治理结构的变革，参与治理的主体在不断的互动中形成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在新的治理模式中，相关机构的角色和作用发生如图所示的变化。首先，国家依然是环境治理的主体，但国家也面临着自身结构的治理。“全球可持续发展需要每个国家采取与之相应的行动，解决跨国环境污染的关键是一种能够联系国际政策制定和国内具体实施的结构。国内行动可以通过加强全球网络得到支持，如数据和信息更新系统的建立，以及新的融资安排，但国家层面的行动仍是至关重要的。”［21］国家作为权力的中枢机构，是地区环境治理的核心，国家在环境、林业等领域的立法、执法以及监督对于环境治理至关重要。东南亚国家大都批准了1973年的《濒危物种国际公约》(CITES)、1989年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1992年的《气候变化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全球性公约以及1995年的《东南亚无核条约》，东盟框架内《2020远景规划》也计划通过12个战略目标和55个项目及相关措施来推动区域环境治理［22］。然而，环境问题的跨国治理与国家主权的边界限制是一对天然矛盾，一国之内的环境治理很难依靠国家权力在他国强制执行，东南亚整体上的落后又使多数国家(新加坡是个例外)在环境治理上陷入传统发展模式中经济优先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这使传统的以国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运转失灵，多年的威权统治滋生的官僚腐败某种程度上也是环境治理的障碍。东南亚的天然林主要是国家所有，政府机构负责管理使用，木材的开采和经营有利可图，林地的价值在于租金，这种情况使行业获得利益远远超出了政府。“与当权者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型本国或跨国公司从中央政府获得合法的特许权而开采一定数量的木材。这是整个东南亚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领域。这些获得合法特许权的公司开通的道路，反过来又被非法的伐木工得以利用，而这些伐木工往往得到地方或更高级别官员的暗中支持。”

　　］木材经营商可以通过商业贿赂获得森林使用权，默许滥伐森林也可以使官员获利，这种林业腐败在印尼苏门答腊尤甚。在APP事件之前，特别是苏哈托时代，印尼政府在环境治理上表现不力，成为区域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透明国际”的调查，印尼政府“清廉指数”较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①，其中森林管理是腐败官员权力寻租的主要空间之一。环境恶化固然与APP之类高消耗的跨国公司有关，但印尼政府难辞其咎，官僚腐败导致对森林滥伐的监管不力，成为印尼环境恶化的间接推手。因此，环境治理必须惩治腐败，使区域环境治理能够依托国家机构有效进行。在国内外的压力下，苏西洛总统2005年上台伊始就推出八项反腐措施，其中，把“彻查非法砍伐森林案件”作为一项重要的反腐任务。印尼政府也开始重视与环保NGO合作并参与相关治理，如200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印尼政府部门合作，由林业局法令，禁止APP将天然森林改做其他用途。其次，NGO成为环境治理的先锋力量，引领环境治理的进程。东南亚NGO的成长伴随着政治领域的日益开放和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20世纪末，东南亚的NGO蓬勃发展，一方面，国际NGO登陆东南亚，如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等都在东南亚设立分支机构，另一方面，本土环保NGO勃兴，东南亚环保NGO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现代资讯的发展，NGO跨国行动基本上不再受国界限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环保倡议运动，在东南亚很快就可以得到响应，各种环保NGO的联合，形成一个巨大的跨国公民社会网络。由于环保NGO站在全球社会责任和终极关怀的制高点，基本上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环保NGO的专业性与媒体的公共性在环境治理上是天然的同盟军，根据森林观察的统计，2001年以来，专门的针对APP的报告有100多份，关于APP的调查与报道成为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的关注重点。媒体和NGO的联合使社会舆论基本形成一边倒的趋势，这种社会影响力对政府和企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推动政府权力运行和企业商业运作在环境治理上不断增加透明度。国际环保NGO与东南亚本土的环保组织联合行动、相互支持，使环保理念更加深入东南亚社会。具体到印尼，早在1982年政府就颁布《环境法案》，明确承认NGO对国家环境治理的作用，自此印尼NGO开始兴起。尽管1997年印尼《新环境法案》要求把环保NGO更名为环保组织(Environ-mentalOrganization)，但环保NGO已经发展成一种公民社会网络，有很深的民间根基，形成了稳定的环保NGO网络组织。以印尼地球之友(WahanaLingkunganHidupIndonesia，简称WALHI)发起的“印尼国家环境论坛”(TheIndonesianForumfortheEnvironment，Walhi)为例，1980年只有79个NGO会员，而目前在本土26个省份已经发展到479个环保NGO组织，是印尼目前最大的非营利、独立性环保NGO团体［26］。印尼地球之友通过民间社会网络，形成一股不同于政府的草根NGO力量，从民间发起活动并采取具体措施参与环境治理。2000年以来，国际环保组织与印尼本土环保NGO一道与APP进行了长期斗争，对其与森林有关的商业活动进行监督、揭露、批评、谴责等，提高了浆纸业的透明度，并催促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责，有力推动了东南亚环境治理的进程。环保NGO的作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支持，如在2007年澳大利亚支持印尼环境治理的合作治理森林谅解备忘录里，澳方的援助条件是必须吸纳国际NGO和其他国际机构参与［27］。最后，跨国公司是环境治理的决定性力量，其参与治理的活动是被动的，需要NGO的监督和国家的干预。跨国公司对全球环境恶化要承担主要责任。作为环境恶化的幕后力量，在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恶化、土壤退化、森林滥伐等环境问题上，跨国公司难辞其咎。相关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是使臭氧减少的含氯氟烃(CFCs)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且还排放50%的温室性污染物。”

　　而浆纸业是环境治理的天敌，被国际环保组织公认为在所有行业中污染最严重的，以APP为例，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统计，APP(印尼)年生产木浆约252万吨，共消耗了980万立方米相思木和260万立方米的混合热带硬木，这些森林采伐共造成970万吨的CO2排放，这还不包括纸浆生产过程中以能源和油耗为主的运营环节的碳排放［29］。经济全球化使商品的生产、分配、销售及消费以跨国公司为单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所有涉及环境污染的活动基本上都与跨国公司有关。纸业公司从木材来源、选址建厂到纸浆生产、纸产品加工，再到企业融资、纸产品销售，形成了涵盖森林企业、印刷公司、外包企业、商业银行等所有直接利益攸关者和地方官员、林业部门、当地农民等间接利益攸关者的利益链条，这成为环境治理的最大阻力①。目前，多数纸业公司宣称将环保纳入企业经营战略当中，但就总体而言，纸业公司依然是造成环境恶化的背后“元凶”，其利益链条上的相关企业都被视为“帮凶”，跨国公司理应承担环境治理的责任。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研究，新自由主义决定了企业发展的市场模式，“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

　　由于世界气候与环境大会的谈判并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规范，面对社会舆论压力，目前纸业公司参与环境治理多数出于企业形象需要。尽管多数与造纸相关的企业标榜道德和社会责任，但利益导向的市场模式使其在面对环境治理时大多趋利避义，环保投入的巨额费用使造纸行业参与森林保护和污染治理大都是承诺多于行动。而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雄厚财力和技术研发能力又是环境治理可资倚重的重要资源。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环境治理模式来遏制环境恶化趋势、监督污染行业并调动相关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环保NGO在这方面起到了先锋的作用，APP事件使东南亚环境治理模式由传统的国家主导向环保NGO引领的“三元共治”模式过渡，治理效果明显。APP事件中，环保NGO不但直接监督APP的环境治理，绿色和平组织还游说与其有商业关系的跨国企业APP，切断APP的商业链条，使环保不力的企业在经济上受损，通过市场直接给APP施压。总体而言，APP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国际环保机构、国际环保资格认证机构、本土环保NGO、各国政府及相关跨国企业都参与进来，形成了全球性、区域性以及本土各种力量在同一事件上的交织。从2001年5月英国地球之友最早报道APP毁林事件到2013年2月APP停止其在全球供应链中所有涉及天然林的作业并接受NGO的监督，历时12年，在这12年时间里，有上百个国际环保组织和近500个本土的NGO参与到APP事件中来，世界各地的NGO也在各地声援这一跨国界的环保运动。在相互博弈中，环保组织通过实地调查、NGO合作、跨国游说、影响舆论等方式不断向APP施压，APP则一方面通过参与原始森林保护、推动社会回馈计划、引入国际环保标准认证等来塑造绿色环保的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引进世界领先的设备和技术并实施人工林培育项目来实现林浆纸一体化的循环模式。NGO的环保行动及其作用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东南亚各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木材产品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来保持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平衡，纷纷立法禁止非法采伐木材和木材产品交易活动，并不同程度上赋予NGO监督和介入环境治理的权力。

　　APP从事被认为高污染的浆纸业，又地处世界森林滥伐最严重的东南亚地区，APP事件的解决过程对东南亚区域环境治理具有标志性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传媒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NGO产生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观察家们的传统认知，由APP引发的区域环境治理结构的改变推动了东南亚区域环境治理，自下而上的草根NGO的参与使区域环境治理成为一种跨国公民社会运动。APP事件提供了一个区域环境“三元共治”的探索路径，证明国家、公司、NGO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制形成区域环境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APP事件引发的治理结构的变革有利于东南亚环境保护事业的进步，也是未来东盟框架下环境合作走向深入的必然道路。

　　为了进一步抓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学校工作，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自觉性，营造个个知晓、人人参与的舆论氛围，特制定如下方案。

　　坚持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主题，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优势，集中力量、积极有效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形成全社会广泛关注、积极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浓厚氛围，为建设更加美丽、更加和谐、更加文明的新长实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结合《江油市教育体育局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活动方案》的内容，制定宣传方案。

　　2、召开学校行政会、教师会、学生会进行宣传动员，明确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学校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做到人人知晓、个个参与。

　　3、积极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小手牵大手、给家长的一封信活动，让学生影响和带动家长、群众积极参与到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中来，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区、文明整个社会的目标。

　　4、利用升旗仪式、班队会时间对学生进行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相关知识的培训，动员学生自觉做环境综合治理的先锋。

　　5、利用橱窗、板报、横幅、标语、校园网络、广播、主题班会等各种形式对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学校工作进行多层次、立体式宣传。师生知晓率要达到100%。

　　6、各班安排不少于2学时向学生进行环境综合治理、市民行为规范等相关内容的学习、宣传和教育。

　　7、继续做好青年志愿者、阳光小天使活动进行街头宣传、义务清扫保洁、交通小卫士等活动。

　　1、大力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学校工作的重要意义，在创新举措和取得实效上下功夫，在宣传过程中要树立典型，总结推广经验，全面展示学校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力度和成效。通过广泛宣传，营造全社会各方面共同关心、参与、支持、监督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良好舆论氛围。

　　2、高度重视，强化认识。要充分认识学校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教体局决策部署上去，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学校的重大意义,大力推动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学校工作,通过学校环境治理和广泛宣传动员群众参与,助推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上新台阶。

　　3、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要在本校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学校活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制定切实可行的宣传活动方案，落实责任、落实措施、落实人员、落实经费，有力、有序、有效搞好城乡综合治理进学校活动宣传工作。

　　4、加强督查，严格问责。把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作为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内容并纳入过程管理，严格考核奖惩。对工作不力，行动迟缓，效果极差的部门和人员，将给予通报批评，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关键在于全民参与，全民参与的关键是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而思想观念的转变，宣传首当其冲。只有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宣传到千家万户，营造浓郁的社会氛围和舆论氛围，让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深入民心，形成全民参与态势，才能赢得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成功。为此，根据我镇实际，特制定以下宣传工作方案。

　　通过广泛宣传报道我乡城乡整治情况，让广大干部群众明白开展城乡环境整治的目的意义，增强城乡环境治理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投身全乡环境整治工作中，为打造护安镇宜居生活环境奠定基础。

　　为进一步抓好我乡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乡上专门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落实环境整治宣传报道工作，成立了宣传报道领导小组。 组 长：谢建平 镇党委书记

　　2、负责镇内的宣传版报和宣传标语宣传，在全镇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宣传发动工作。

　　4、加强与外界的联络，随时收集信息，对全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进行跟踪报道。

　　5、负责组织和策划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专题活动。报道在整个环境治理工作中出现的先进典型等。

　　1、20xx年x月2日至20xx年x月31日为第一阶段，主要是思想发动宣传，让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家喻户晓。

　　2、20xx年x月1日至20xx年x月31日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对我镇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推进情况和先进典型事例进行宣传报道，鼓励更多的百姓在环境整治过程中做出特色。

　　3、20xx年x月1日至20xx逐步形成12月31日为第三阶段，主要是对镇上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成效和长效机制的建立进行总结宣传报道。

　　1、各村、站所、企业、学校、医院、企业等辖区内所有部门都必须根据该方案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因地制宜开展各项宣传工作。

　　2、各村、站所、企业、学校、医院、企业要及时收集工作进展情况和典型事例报运到护安镇宣传报道专项领导小组办公室处，便于镇上及时总结上报。

　　3、各村、站所、企业、学校、医院、企业等要认真做好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

　　力争通过全面的宣传发动，培养树立典型，教育、组织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自觉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活动，自己动手，改造环境，建设家园。要通过各种宣传形式教育引导群众养成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增强城乡居民的美化意识、环境意识、文明意识和交通安全意识，为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良好的人居环境做贡献。

　　为确保全县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参与率，形成人人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特制定本方案。

　　以深入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以全国文明县城、全国卫生县城、全国园林县城创建为落脚点，深入开展全方位、立体化、高密度的宣传教育工作，着力营造人人参与、携手共建的良好舆论氛围，不断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城乡环境再上新台阶。

　　成立宁乡县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由刘莉霞任组长，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县政府办、县爱卫办、县城管局、县公路局、县国土资源局、县林业局、县教育局、县妇联、县老干局、县文体局、宁乡电视台、今日宁乡、各乡镇人民政府为成员单位，负责全县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宣传工作的领导、组织、指挥、协调和监督。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县委宣传部三城同创办，由刘建威担任办公室主任。

　　㈡宣传环境卫生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方案、政策、措施;

　　㈢宣传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县城、园林县城建设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

　　㈣宣传社会各界参与环境综合整治、参与城乡环境卫生管理的好人好事，树立先进典型;

　　㈤宣传市民维护城市环境卫生的权利和义务;宣传健康卫生知识、文明礼仪常识和社会公德要求;

　　㈥对八乱(垃圾乱丢、随地乱吐、广告乱贴、摊位乱摆、车辆乱停、工地乱象、河道乱污和违规搭建)不文明现象和违法违章行为进行劝导、批评、鞭挞和曝光IM电竞。

　　今日宁乡、宁乡电视台、宁乡广播电台积极探索运用多种报道手法和形式，采写出一系列有思想、有深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高质量稿件，不断增强报道的新闻性、实效性、生动性。各有关单位要紧密配合县直新闻媒体，通力合作，形成声势，对本部门、本单位、本乡镇的整治工作进行宣传报道。

　　1.今日宁乡、宁乡电视台、县属网站要开辟宁乡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专栏，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方案、方针、政策、措施及步骤。及时报道整治工作动态，报道整治工作中好的做法和成效、经验。

　　2.宁乡电视台、宁乡广播电台在黄金时段，今日宁乡、县属网站在重要版面，持续播发、刊登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公益宣传标语、口号。

　　3.今日宁乡、宁乡电视台、宁乡广播电台对全县开展整治工作的重要会议、重大部署、重要政策、重大举措及时予以报道。为配合整治工作的重大战役、重要阶段，今日宁乡、宁乡电视台、宁乡广播电台要刊播系列评论员文章，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配合和参与到城乡环境整治工作中来。

　　4.今日宁乡、宁乡电视台、宁乡广播电台、县属网站开设曝光台专栏，对开展整治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单位及与整治活动不和谐的现象、行为等予以适度的舆论监督。

　　1.县委宣传部向全县人民公开信，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在乡(镇)域内张贴致全县人民的公开信，并向辖区内群众发放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目的、意义、步骤、标准、时间的宣传卡片和资料。

　　2.县政府督查室定期编印《整治工作简报》和相关宣传资料。《整治工作简报》及时反映整治工作动态和各类典型单位、个人，报送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并分发至机关、企事业单位、各乡镇，

　　3.各部门、乡镇要在集镇街道、交通要道、汽车站台等重要位置悬挂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公益宣传标语、横幅、口号，制作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栏，宣传健康教育知识，并定期更换宣传内容。

　　4.县教育局、县妇联、县老干局等部门要积极发挥部门作用，让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宣传工作进课堂、进家庭、进社区，不断汇聚综合整治工作正能量。

　　5.县文体局要积极引导各级文化单位、各类文艺演出团体，根据全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总体部署，将各类文艺创作、文艺演出、文化活动等与整治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宣传整治工作。

　　6.本着广泛发动、全面参与的原则，县委宣传部要积极组织全县各单位、乡镇、学校、社区开展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文艺活动等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形式，开展争当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文明社区等活动。

　　7.县电信局、中国移动宁乡分公司、中国联通宁乡分公司、中国网通宁乡分公司负责向所有用户定期发送宁乡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宣传手机短信。

　　㈠动员部署阶段(2016年5月-6月)。围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动员大会的召开，利用电视、网络、电信短信平台、板报、宣传栏等各种宣传手段，对城乡环境整治实施步骤、相关要求、法律法规等进行重点宣传，使整治工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㈡重点宣传阶段(2016年7月-10月)。以开展重点整治和健康教育知识宣传为重点，对各乡镇、部门开展的整治活动、整治效果等进行宣传，对各种脏、乱、差现象及整治工作不力的乡镇、单位进行重点曝光，对城乡环境整治工作涌现出来典型单位和个人进行重点宣传。

　　对于广袤的农村，农民最有感情。农民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其一草一木。如今的社会，上层人纷纷跨入城市享受富贵荣华，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一些权力部门可以安心地享受着各类产品的“渠道”；精英富裕阶层可以通过“环境移民”到国外呼吸新鲜的空气、享用安全的食品。而对于“贫贱不能移”的广大农民来说，农村环境的好与坏直接关系着农民的生产、生活甚至是生存。农村环境遭到破坏，农民是最直接、最大的受害者，并且时常是全家族、几代人深受其害，“癌症村”村民的切肤之痛岂是外人能够体会？同时，只有农民自己才能最真实地知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农村环境，什么样的农村环境最有利于自己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如此重大的事项只能由农民自己作主，就如同自己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能由他人定夺。

　　农村的土地养育了农民祖祖辈辈，农民也以世世代代的身家性命记载着农村环境恶化的历程：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每年近3亿吨生活垃圾，1/3随意堆放；每年超过6000万吨的生活污水直接排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通过截污，城市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搬迁转产，城市空气质量提高了，农村空气质量下降了；通过生活垃圾填埋，城市市容市貌换新颜了，农村土壤、地下水污染加重了；通过“菜篮子”工程，城市生活供给有保障了，农村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面源污染加重了，一些地方的农民在一步步地沦为“环境难民”。农民虽然没有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突出的理论研究能力，但是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生活区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过程，掌握了太多谎言和无知掩盖下的污染真相，理应是农村环境治理最有力的发言人。

　　作为公共支出的环境保护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农村环境治理也不例外，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改善和治理农村环境。命令控制型环境管制措施通过法律或行政命令禁止或限制各种污染环境的行为，能够使环境状况在短时间内取得可测量的改善，长期以来被视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最受政府青睐，适用范围也最为广泛。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管制手段的执行成本极其高昂，且可能欠缺科学性基础。首先，命令控制型措施有效的前提是“政府可以掌握完整而准确的环境信息，从而制定出科学有效的排污标准和技术标准”，而这仅仅是理想的假设；其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花费大量的交易成本；第三，对不同的污染源不加区分地采取一刀切的标准，治理污染能力强、治理减排成本低的排污者因无利可图而缺乏降排治污的动力，而治污能力差的排污者不得已要采取昂贵的污染控制治理措施，从而带来巨大的效率损失。由于农村地域广袤而人口众多，破坏环境的活动极其分散，命令控制措施实际执行起来相对于城市有更多的被动和无奈，如为了禁止秸秆焚烧，各地加强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撤官职、人盯人等措施层出不穷，基层乡镇人员甚至日夜巡逻在乡间地头，但秸秆焚烧依然屡禁不止。

　　传统观点认为，环境污染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必须依靠政府行政手段来纠偏。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无所不能，完全可以大包大揽。实践证明，政府在环境治理中时常会产生角色错位，背离自己的监管职责，政府也会失灵。虽然中央已经提出要改革政绩考核制度，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的权重，但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考核评价机制尚未发生根本改变，在地方政府和官员眼里，经济产值是硬指标，生态保护是软指标。在城市环保标准日趋严格、市民环保意识迅速提高的背景下，落后产能城市生存空间日渐狭小，而追逐GDP和经济利益的冲动促使不少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对广阔的农村窥视垂涎。政府为了眼前经济利益，与污染企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用公权力为污染企业撑腰，此时的地方政府已经与污染企业一起结成同盟，成为与农村环境公益博弈的对立方。所以，诸如媒体报道的：在云南省红豆杉森林遭受灭顶之灾时，负有保护红豆衫职责的政府部门居然承担起了收购树皮的业务；安徽省怀宁县环保局招商而来的污染企业致使当地一百多名儿童血铅超标等，类似事件频繁发生也就见怪不怪了。有学者断言，目前环保危机的实质可归结为政府权力异化所致的政府失灵。3.农民对被动承受的环境治理措施普遍持消极甚至态度农村环境治理中惯用的命令控制型手段没有体现农民的自主权、参与权、决策权，农民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有一种透过环境管理的权力压迫感。许多农民认为农村环境治理是政府一方的责任，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代表的不是生存于该环境中的农民的利益，而是政府的利益、上级的利益，“政府治污”与“农民致富”是相背的。所以，对于政府推行的、需要农民配合的农村环境治理措施和环保项目，一些农民缺乏积极性，不想干、不愿干，指望政府全包全管而自己坐享其成，政府若强制推行，农民则团结起来。例如“，以奖促治”农村环境政策、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在实施执行中，政府规定“促治”先行，“奖补”置后，要求农民先治理，有了环境效益后再给奖补资金，而农民要求先给启动资金。再如很多地方的农村生态村创建工作，由上级政府确定目标，基层政府自己“搭台唱戏”，农民的主体地位没有保障，农民的主体作用无法发挥，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甚至出力不讨好，得不到农民的认可。这样使很多农村环境治理措施的落实陷入“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的处境。长期的政府包办也造就了广大农民对政府的依赖，阻碍了农民自我治理能力的培育和提高，使农村环境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1.确立“公民环境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和“环境公众参与”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地位环境公众参与滥觞于公民环境权。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正式将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规定下来，时至今日，“环境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一观点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脱离公民环境权，环境公众参与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妄谈农民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了。很多在国外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农村环境管理措施在我国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作为农村环境治理中最重要的主体却长期缺位。我们亦应顺应历史潮流，在宪法中确立“环境权”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在环境保护基本法及单项立法中将“环境公众参与”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下来，保障公民的环境资源利用权、环境状况知情权、环境决策参与权、环境侵害请求权等权利。目前《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第五条已将“公众参与”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原则。其他单行立法修改完善时也应当将其确立为基本原则并将其具体化，为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动力之源。

　　“知情”是“参与”的前提和基础，而健全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公众环境知情权的根本保障。但是由于以前我国的环境监测和统计几乎没有涵盖农村地区，导致目前农村环境治理中严重缺乏监测数据和统计资料。据报道，现在有关农村环境污染的全国性基础资料只有采用抽样方式开展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数据，对农村的污染源也只是普查了农业源，农村生活污染源等并不在普查范畴之内。人们都知道农村污染很严重、治理很艰难，在缺乏科学数据支撑的状况下，又都不太清楚污染的内在机理，对治理路径都没有太大的把握，甚至不知该从何下手。政府尚且如此，农民的知情权更无从谈起。当前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投入重资建立和完善农村环境监测体系，以获取全面、准确的农村环境基础信息IM电竞。同时农村环境信息不应有“秘密”，对农民更应该如此。要通过完善立法和司法案例破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在实施中信息主动公开的数量和质量不足、形式上公开多实质上公开少、原则方面公开多具体内容公开少、容易知道的公开多不易知道的公开少、以“国家秘密”“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作挡箭牌等突出问题，防止农民环境知情权落空。另外，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搭建农村环境知识和信息平台，不失为环境信息公开一种重要方式，还可以发挥其针对农民的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功能。在针对农民的农村环境信息公开中，要做好各类环境质量体系、指标、标准、数据等相关信息的解读和说明，尽量使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

　　农民参与环境保护是农民进行环境利益表达、实现环境权利、增强环境决策科学性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补救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重要举措。只有广泛深入地参与，农民才能提高环保意识、强化责任意识，才能改变政府单线作战的状况。农民群体虽然为数众多，但是个体具有极强的差异性和离散性，力量十分有限，再加上农村污染源分散，排污隐蔽性强，农民个体环境参与效率低下，效果甚差。城市环境保护实践证明，不少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不需取悦于强权力量或资本力量，更容易赢得公众的支持和信任，在提高公众参与效率方面作用显著，使公众参与上升到组织化、制度化、理性化的层次。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应借鉴这个宝贵经验，政府对农民参与环境保护的态度应实现从“叶公好龙”到“与龙共舞”的转变，鼓励支持农村环境保护社会组织建立和发展，充分发挥现有农村组织如村民自治组织、农民协会等的环保功能，鼓励环保公益组织将活动领域延伸至农村，构建“政府社会农民”共治与互动的农村环境管理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就可以探索发挥各类环境学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作为中立第三方的作用，对农村环境费用征收、环境治理资金的使用绩效和使用方式、环境政策实施效果、农民参与治理效果等进行公正评价。政府部门则应努力拓宽农民参与渠道，丰富农民参与形式，充分尊重并调动农民的独立性、主观能动性和自主创造性，引导他们自己做主，使农民从“要我保护环境”转变为“我要保护环境”，从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真正成为农村环境的主人。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依靠农民群众，保障其主体地位，发动其主体作用，就能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就能留得住绿水青山，就能让人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刚才我们听取了刘爽书记的工作报告，受到了极大地鼓舞和鞭策。20__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全面推进水务一体化管理、组织实施中心城区水环境专项治理的第一年。作为我处水环境治理工程指挥部的常设机构--办公室，我们将认真落实局、处党委部署，提高认识，明确责任，精心组织，抓好落实，确保清水工程任务的圆满完成。为此，我们将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清水工程是今年20项民心工程之一，是搞好水环境综合整治，使生态环境得到新的提升，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举措，是各级领导关注和人民群众关心的利民、惠民工程。我们要树立机遇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从讲政治的高度，认线次市长办公会精神，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项目的组织落实。目前，我处建立了水环境治理工程专项组织机构，明确目标、落实责任、细化分工，建立完善工作制度，精心抓好组织落实，为确保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我处水环境治理工程指挥部成立以来，我们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始终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的原则，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科学编制实施方案。在对我处现有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摸底的基础上，认真进行反复地论证和比选，坚持做到方案与日常养护管理相结合，与防汛排水相结合，与大中修工程、重点工程相结合，力争使每项工程的方案都要体现高水平、高标准，每项工程的实施都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积极做好水环境治理工程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工程如期开工。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编制完成了20__年-2013年中心城区河道综合治理、排水设施改造等五大项目工程的实施计划方案。护仓河清淤调水等前期工程已全面启动，为下一步各项清水工程的顺利实施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

　　清水工程是在水务一体化管理新格局下，我处首次承担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神圣。我们水环境治理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将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加强与相关部门、单位的密切配合，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启动，制定时间表，明确责任人，抢时间、抓进度、提效率。创新工作方法，积极主动解难题、抓落实，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增强管理手段，在强化管理措施上坚决做到“五个严格”、“五个强化”：

　　一是坚持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强化工程建设管理。我们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认真履行立项、设计等建设程序，对每项工程建立建设档案，使工程管理实现标准化、规范化。

　　二是坚持严格执行工程质量标准，强化施工过程管理。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我们将紧紧抓住工程质量这一根本要素，以建精品工程为目的，严格施工程序，完善监理措施，落实责任制度，把好工程质量的每个环节，努力创建优质工程、一流工程。

　　三是坚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强化工程环节管理。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的安全管理理念，制定一套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签订安全合同，分解安全责任，消除安全隐患，努力营造安全的施工环境，为清水工程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四是坚持严格执行文明施工标准，强化施工现场管理。文明施工是体现民心工程为民、利民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文明施工管理力度，坚持做到措施到位、动态监管到位，严格考核，注重实效，强调落实，防止污染环境现象的发生，确保百姓安全出行。

　　五是坚持严格行使行业职能，强化工程监督管理。作为排水专业管理部门，我们将认真行使排水行业职能，坚持“管理中服务、服务中管理”的宗旨，做好其他业主单位水环境治理工程的监管工作，建立相应的监管档案，准确掌握工程进展情况，充分发挥协调作用，确保清水工程的全面顺利完成。

　　清水工程是我处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点工程。我们将努力发挥我处政治工作优势，以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积极组织参建单位探索项目党建工作新模式，营造氛围，鼓舞士气，促进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加大宣传报导，坚持内外宣传共同联动，形成正面舆论强势。在对内宣传上，利用我处排水报、党建网等宣传载体，开辟专题、专栏，以信息、简报等形式，全面、系统、及时地报道水环境治理工程进展情况，营造全员参与、干事创业的氛围；在对外宣传上，及时与天津市水环境专项治理工程指挥部加强沟通，利用工程例会、各种专题汇报会，以工程进度信息、每周工程讯息等形式，对我处开展水环境治理工程情况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宣传报导。

　　切实抓好“四个融入”，提升项目党建工作水平，做到抓好党建促工程，服务中心强管理。一是在工作目标上融入。层层签订《工作任务目标责任书》、《党员岗位承诺责任书》，将党建工作目标、工作任务指标层层分解，责任落实到岗位，压力传递到党员，做到工程建设和党的建设共同开展、同步推进；

　　二是在工作推动上融入。我们以处争创“十星”党员活动为载体，建立施工现场党员责任区，关键部位设立“党员先锋岗”，激励广大党员在重点工程建设中，牢固树立责任在肩头、奉献在岗位的意识，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重点工程建设中创先争优；三是在考核评价上融入。我们坚持以创建“五个好”党支部为落脚点，进一步细化、量化考核指标，以实现“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项目建设好、群众反映好”为目标，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为清水工程保驾护航；四是在人才培养上融入。我们将大力实施“项目育人”战略，把重点工程现场作为培养人才、锻炼干部的特殊考场，为他们搭建展才亮智的舞台，大力宣传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经验，弘扬排水职工顽强拼搏、能打善战的精神，展现排水职工新形象。各位领导、同志们，三年水环境治理的奋斗目标和任务已经明确，新一轮水环境治理的攻坚战已经打响！我们相信，在局、处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参战同志们的奋力拼搏和共同努力下，在全处职工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大天津水清”的目标，以良好的城乡水环境面貌扮靓津城，服务生态城市建设，为天津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就是抓发展、抓经济的观念，充分认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是群众的民心工程，整合资源、统筹安排、创新机制、狠抓落实，努力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全面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保障。

　　通过环境综合治理，城乡“脏、乱、差”突出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人居环境和容貌秩序明显改观，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机制和长效管理机制基本健全，“清洁化、秩序化、优美化、制度化”标准基本达到，人居环境改善，发展环境优化IM电竞，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指数。

　　主要是巩固去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成果。村和其他社区涉农居民组重点治理农户院落、道路和河道沿线“脏、乱、差”，重点抓好建筑乱搭建、杂物乱堆放、垃圾乱倾倒、污水乱排放、墙面乱涂写治理，对村内各类临时、破旧、闲置房屋、店铺、广告进行专项治理，落实道路沿线保洁，规范沿路建筑立面、广告招牌、商铺、民居、废品收购站点和垃圾转运点，要抓好已有的环卫设施设备的管护，对已收集的生活垃圾要及时进行清运处理，抓好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引导农民改变传统环境卫生习惯，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户效应，全面提升村容村貌形象。

　　各城市社区要及时与辖区的商家店铺业主签订好“门前三包”责任书，引导并督促他们认真履行责任书所要求的责任，协助县相关部门对商家店铺的教育和管理；将环境治理责任区域和工作要求落实到社区环境治理公益岗位人员，逗硬督促考核奖惩，确保城区三米以下背街小巷整洁；要坚持不懈抓好“牛皮癣”专项治理；要对城乡结合部进行认真治理，协助相关部门规范辖区广告、店招、牌匾和霓虹灯的设置；积极做好开放式居民小区做好环境卫生工作，大力开展文明卫生小区、文明卫生家庭创建评比活动。大力开展健康防病和“除四害”活动，全面开展爱国卫生工作。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村、社区要坚持不懈抓好本辖区环境综合治理的组织领导、综合协调、督促考核工作，高度重视专项治理行动的开展，并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由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负主责，层层抓落实。要依据本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细化工作目标任务,对推进专项治理行动实行网格化管理，将各项责任落实到网格员、小区院落和商家店铺负责人。

　　（二）强化宣传，广泛发动。各村、社区要充分利用会议、标语、专栏、文艺宣讲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舆论宣传，要通过广播、电视、专栏、通报、会议跟踪宣传报道治理的动态和成果，营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要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并不断提高文明卫生素质，共同打好城乡环境治理攻坚战。

　　（四）督促检查,严格问责。办事处将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列入对各社区、村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办事处城乡环境治理办每月都将对各社区、村的环境治理情况进行一次检查评比排位，以推进工作落实。对于组织不力、工作推进不力的，要求相关村（社区）限时整改并上报整改结果；对整改不到位、未完成目标任务的，要严格考核，逗硬问责。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及其治理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传承及其产业化问题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辽宁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治理对策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 乡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及解决对策 河南省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市容环境问题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治理转型 成都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与对策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建设新农村的环境治理策论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及其治理路径探析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法治政府建设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4-11-28.

　　[8]刘松柏.第三方治理还需跨越多道坎[N].经济日报，2015-01-20.

　　[9]洪大用.绿色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研究[J].环境保护，2014，（7）.

　　[11]张红兵，王开广.我国将建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N].法制日报IM电竞，2015-08-07.

　　2020年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对新文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指出面对用人市场对知识复合、学科融合、实践能力强的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需进一步推动现有专业升级改造，推动专业知识体系和能力要求的更新，探索原有文科专业内涵提升、改造升级的实施路径，进一步夯实课程基础体系，积极探索育人新模式。同时，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进一步降低了移动直播技术的门槛，逐渐形成“人人可播，想播就播，随时直播”的趋势。为此，“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因此，研究电视大屏和移动小屏的融合，培养相应的全媒体人才，显得十分关键。对于与此相关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来说，目前全国开设有该专业的院校共204个，其中四川地区的相关院校有15个，位列全国第三，专业发展水平较好，竞争激烈。四川省内开办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15所院校均开设有《新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出镜记者报道与技巧》《视频剪辑与制作》等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实操课程。虽然出镜记者报道能力提升课程群建设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但未能集中优势，进行课程群的打造和建设，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缺乏双师型教师对该课程进行打磨。该课程群教师新闻理论知识扎实，但普遍缺乏行业一线的实操经验，即便部分教师曾经就职于行业一线单位，但年龄普遍偏大，对于技术赋能下的实操环节有心无力。二是缺乏相关专业教材对该课程群的指导。出镜记者报道类的教材较多，但针对技术赋能的小屏传播报道的教材较少，缺乏针对性指导。三是部分院校学生人数较多，小班授课较少（25人以下），普遍存在产出作品多但重量不重质、课程打造的特色度不够等问题。四是缺乏技术支持和相应平台。技术赋能下出镜记者课程群的建设探索离不开技术和平台的支持，虽然部分院校通过校企合作建有融媒体中心，但基于技术的专业性和开机成本费用考虑，无法真正做到实操和上手，因此相应的平台更多地作为院校展示和申报成果时的支撑材料而存在，而学生相应的小屏报道和移动端的拍摄、剪辑，往往存在训练实操不到位的情况。综上，新技术的发展、同类专业的高度竞争，导致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需进一步强调课程中技术赋能的重要性，通过对出镜记者报道能力提升的课程群建设、探索和实践，打造具有高显示度的特色课程群和特色专业，同时为社会提供符合目前行业需求的全媒体人才。

　　成都理工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出镜记者报道课程群自2014年探索至今，课程群开设有《即兴口语表达》《新闻采访与写作》《出镜记者报道与技巧》《视频剪辑与制作》4门实践课程，同时配有《融媒体综合实训》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夯实课程体系，持续推动教育教学内容更新。《即兴口语表达》旨在使学生达到融媒体时代播音与主持工作的实战要求，掌握广播电视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及出镜记者口语表达的基本特性和基本规律，促进学生即兴口语表达能力和水准的提高，同时紧密结合专业要求，紧跟时代步伐改进课程，通过系统讲授出镜记者现场报道相关理论，使学生在实践中掌握融媒体时代现场报道的基本技巧。在巩固播音员、主持人口语表达规范化、标准化的基本要求之外，重点加强出镜记者尤其是移动小屏报道中现场报道新闻复述、现场情景描述、新闻采访、新闻短评等综合能力，力图彰显口语表达的文化底蕴、训练即兴口语表达的机智性，对学生提升移动小屏传播报道能力有重要的实际指导作用。《新闻采访与写作》重在指导学生在融媒体时代下，在小屏传播中进行策划、采访与写作，有效增强学生动手实践能力，进一步提升学生移动小屏报道的采写能力。融媒体时代，H5新闻、数据新闻、基于移动小屏端的短视频新闻、VR新闻等各种崭新的新闻形态相继呈现，进一步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为新闻传播事业的进步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也对从业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本课程力图解决融媒体新闻的策划与采写问题，使学生充分掌握融媒体新闻尤其是移动小屏新闻的报道流程。本课程学生需有新闻学的基础知识，对新闻记者的职业和道德素养有明确认知，课程重点教授新闻策划、新闻采访、新闻写作、重要新闻形态四个部分。该课程要求学生对新闻源、新闻线索的发现与选择有捕捉能力，能给出恰切的策划方案，能熟练掌握新闻采访的提问方式和类型，熟知新闻写作的结构，尤其对融媒体时代的新闻文本写作、对融媒体时代新闻文本运用的基本要求有明确认知，对图片新闻、视频新闻、数据新闻、移动小屏新闻的写作方式有充分思考，熟悉新闻标题的制作，掌握融媒体时代导语写作的技巧，同时使学生明白，虽然技术革新带来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受众追求新鲜口味，但新闻工作的基本职能不变，基础实用的新闻理论不变。《出镜记者报道与技巧》课程主要为培养能胜任融媒体时代各类型电视节目的出镜记者服务，是本专业的特色课程。课程的定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对大量具体案例的剖析、对设备准备和现场出镜采访等技巧的传授，指导学生熟悉出镜记者的工作规律与行为规范。该课程从出镜记者现场报道的实操角度，讲授融媒体时代直播记者的选题策划、设备准备、现场出镜采访等技巧，指导学生熟悉出镜记者的工作规律与行为规范，掌握小屏移动新闻报道和直播现场报道的出镜技巧，以适应融媒体时代对播音主持从业人员的新要求。具体达成以下目标：通过对出镜记者现场报道的了解和学习，使学习者能系统掌握出镜记者现场报道的基本理论，有效地对新闻现场进行观察、讲述、采访、体验和评论；掌握预知性、突发性新闻事件的现场出镜报道的基本方法与操作规范；了解新媒体时代中外出镜报道的发展趋势；掌握小屏移动新闻报道和直播现场报道出镜技巧。《视频剪辑与制作》课程内容主要包括视频拍摄和视频剪辑两大部分，该课程是培养应用型、复合型融媒体传播人才课程体系中的基础性支撑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视频拍摄和剪辑在作品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熟悉视频的基本技术，理解视频拍摄和剪辑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理论，掌握数字视频的基础知识，熟练应用单反、摄像机和非线性编辑软件的同时，掌握移动小屏拍摄、剪辑技术，能熟练使用手机编辑软件进行移动小屏新闻报道，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够独立自主地在移动设备上完成从拍摄到剪辑的全过程。《即兴口语表达》《新闻采访与写作》《出镜记者报道与技巧》《视频剪辑与制作》共同组成课程群，来支撑实习课程《融媒体实训》，为培养融媒体记者服务。课程的定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对大量具体案例的剖析和情景模拟教学法，从出镜记者现场报道实操出发，讲授融媒体时代直播记者的选题策划、设备准备、语态特点、现场出镜采访等技巧，指导学生掌握出镜记者的工作规律与行为规范，掌握小屏移动直播现场报道的出镜技巧，以适应融媒体时代对播音主持从业人员的新要求。

　　三、对课程群实践教学体系的升级打造———提高教育教学的时代性、学术性和针对性

　　成都理工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出镜记者报道课程群建设着力教学手段的创新升级，使用智慧型教室，开启翻转课堂教学，采用主题讨论式课堂，与行业一线专家、业界记者同堂授课，给予学生实战指导，培养全媒体直播记者人才，力争打造社会实践金课，其中《出镜记者报道与技巧》《新闻采访与写作》两门课程联合进行升级打造，具体表现在：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强调媒介融合，要求学生掌握融媒体新闻的基本概念，熟知融媒体尤其是移动小屏端新闻报道的采编制作流程，锻造新媒体思维，注重用户思维及体验，对产品思维、整合思维、互动思维进行探究，积极架构融合形态，强调融合新闻报道的伦理与法规，研究形态创新与行业应用融合。重点讲授策划方案的可实施性，梳理国内外典型案例，通过对经典案例的复盘，使学生了解移动小屏报道的实施流程，同时对移动小屏直播的历史沿革和现状进行探究，着重训练学生找选题、确定选题、策划实施选题的能力。强调学生对新闻线索的捕捉能力，教授其在身处现场时如何第一时间发现、获取有效信息，并进行有效传播。着力分析移动小屏报道，尤其是直播报道记者的语言表达特点，通过对语体、语态的分析，讲解记者如何准确描述现场、还原现场。强调采访的地位，对如何把握采访尤其对现场采访的实施步骤进行案例分析和实施演练。尤其强调移动报道技术的培养，对目前普遍使用的移动小屏报道的设施设备作介绍，要求学生熟练上手。讲解移动直播的技术特点和技术装备，尤其是手机拍摄的技巧、高质量的收声效果、快速便捷的剪辑软件、有品质的后期包装，以便于后期实操训练。补充拓展运营推广等相关营销知识，介绍相关短视频平台，对如何有效信息、推广和运营视频进行培训。

　　在学生具备融媒体传播实训理论素养与业务制作能力后，成都理工大学将开展融媒体综合实训实战演练，其目的在于，使学生了解移动小屏报道的基本制作流程，再次熟悉我国移动小屏新闻报道的现状与特点；训练学生融合新闻报道的能力，重点训练学生作为出镜记者在新闻现场收集素材、报道、采访的能力；培养学生关注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主动承担宣传任务的职业道德素养，养成扎根基层、关注民生的工作习惯。学生两人一组，完成前期对相关资料的查阅，了解主要新闻事实，中期进入新闻现场实地拍摄，后期进行剪辑制作移动小屏新闻的实战训练。具体新闻样态为：移动小屏新闻出镜记者报道、移动小屏端直播报道。每组学生利用编辑软件完成素材合成编辑，并配以标题、字幕等元素，包装成新闻成品，筛选优秀节目公开播映。依托《融媒体实训》课程展开移动小屏课程实验活动，通过实训，能让学生熟练掌握小屏移动直播现场报道的出镜技巧、拍摄模式和编辑技能。

　　成都理工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与成都市成华区、新都区融媒体中心、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成都交通文艺广播分别建立了艺术学生实践教育基地———融媒体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实践基地，每年定时定点进入基层，开展稳定、深入的合作。同时，学校进一步打造移动小屏传播报道实践实训基地，提高学生的艺术创作能力和艺术实践水平，加强学校教学与社会人才需求的联系，进一步为探索学校与行业单位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提供坚实平台。2017—2019年，学生依托以上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以民生、社区文化等为主题，进行相关移动小屏报道实训，其优秀作品在相关平台播出，此举为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了良好经验。此外，课程团队教师组使用形式多样的专业教材辅助教学，通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将整合相关讲义、教案，完成自编教材的撰写，并投入课程使用。总之，课程群高度重视新文科实践课程建设，把如何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如何培养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作为课程群建设和探索的重点。同时，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建设实践教学平台，实现产教良性互促、校企协同推进，致力于培养艺术与传媒复合型人才，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基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移动小屏传播报道能力提升的课程群建设需求，成都理工大学承担课程群建设的教学团队均为双师型教师，教师中有在行业一线工作且极具实践性的新闻记者、主播，也有成功入选“马工程”精彩一课的骨干教师。教学团队具备与讲授专业相对应的行业、职业素质，同时具备宽厚的行业、职业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夯实“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尤为重要，这不仅是目前教师队伍建设的特色和重点，也同时响应用人单位的呼声———力争培养政治立场坚定、新闻素养佳、实践操作能力强的新闻人。

　　（二）聚焦实训实践活动，技术赋能虚仿平台，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力争服务地方、服务社会

　　2021年成都理工大学融媒体综合实训再次升级，聚焦生态环境治理、乡村振兴等新闻选题，实地前往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部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以震后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与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移动小屏融媒体报道，重点报道我校在九寨沟震后生态环境修复中的主要工作及成效，同时关注九寨沟震后生态治理的具体举措及成果。该实训取得较好效果，学生积极开展生态环境治理移动小屏融媒体新闻报道社会实践活动，致力于科普九寨沟生态环境治理情况的同时，宣传九寨沟县独特的生态、丰富的旅游资源，挖掘特色文化，融合助农，推动旅游业发展，利用生态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助力九寨沟县科学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在实训过程中，有关生态环境治理的新闻教学存在实训成本高、安全隐患大、课程资源贫乏等问题。为此，课程群工作组于2021年建设生态环境治理融媒体新闻报道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其作为核心要素的仿真设计有两个，第一个是仿真成都理工大学生态环境治理科研团队近年来开展的“若尔盖草原沙化治理”“九寨沟震后修复”“青海省木里煤矿采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等真实生态环境治理科研项目情况，虚拟各生态环境治理点的治理前、治理中、治理后三个不同治理时期的场景和数据，打破新闻采访时间跨度和空间距离限制，让学生在仿真环境中完成科技新闻的前期素材收集和新闻调查训练。第二个是仿真当前融媒体新闻生产流程，形成课程内的虚拟新闻制作环境，实现新闻效果的可预测和可修改，让学生练习对同一新闻任务的不同写作方式、素材组合方法和反复体验，直观感受在不同媒介平台上同一新闻事件的传播效果差异，从而培养具备较强生产实践能力的融媒体新闻传播人才。该项目弥补了目前高校传媒专业融媒体新闻生产平台建设落后、学生参与度低、难以还原新闻生产环节等短板，是国内首个集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环境治理宣传、融媒体新闻报道训练于一体的传媒教学平台，可实现新文科视域下“文理交叉、科创融合”的课程创新。

　　在近5年的课程群建设中，随着实践项目的不断成熟、实训主题的不断深化，移动小屏传播报道能力提升的课程群建设正着重训练学生认识社会、理解社会、服务社会、融入社会的意识和能力。课程群建设的部分材料已作为支撑材料，成功获批四川省省级一流社会实践金课《融合新闻报道社会实践》。在课程群的建设中，团队注重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并将其有机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历年来，融媒体综合实训以“青年红色筑梦之旅”为宗旨，以帮助学生了解国情民情、助力乡村振兴为目的，让学生入眼入耳、入脑入心，力争让该课程成为滴灌式的、有温度的国情思政大课。实训课程的设计注重突出“两性一度”，教师从中精心挖掘和选取思政素材，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和历史溯源等形式的对相关时政新闻的解读，引导学生挖掘、发现、体会中华民族的历史成就和发展成绩，教学内容反映了前沿性和时代性，在教学形式上采用翻转课堂，深入实地实践，对先进性和互动性进行有力探索，学习结果具有一定的探究性和个性化，合理提升了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增加了实践难度，拓展了实践深度，有效提高了实践课程质量，同时培养了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双向协同，落实立德树人，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同时，课程群教学中，注重让学生坚定“四个自信”，保持人民情怀，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唱响奋进凯歌，凝聚民族力量，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作为2012年度项目进展的关键成果，项目组完成了四份中欧环境治理政策与实践比较研究，涵盖“中国卷”和“欧盟卷”报告。同时，15个地方伙伴关系项目亦于2012年11月底正式确定，进入实施阶段。

　　该项研究指出，“环境监测与公开报道”可保护个人免受环境污染的损害，促进环境执法的多方协作，是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的基础。建议将环境监测的专业术语和数据转化为公众更易于理解的目标，建立污染物排放和转移清单等公开环境信息数据库。

　　《环评中的公众参与》研究显示，现阶段环境部门相关制度及机构间缺少配合和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直接导致公众参与的热情和能力不足，阻碍环评实施。建议增加其他管理制度的信息公开环节，如项目审批前，公示其主要环境、社会影响及减缓措施。

　　《环境损害评估》研究认为，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建设并未配套，问责制度、赔偿方法及风险评估领域尚存重大缺陷。为此，报告做出极为详细的政策建议，如明确定义《民法通则》中环境损害的内涵，升级中国司法体系，以有效应对环境损害事件等。

　　《企业自愿性环境行为》研究强调，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对刺激企业环境行为意义重大。建议综合运用经济刺激政策，定期未达环境标准企业名单及未达标项，或建立公开数据库，公布使用高危化学品/排放高危废弃物企业对环境影响的行为。

　　会议期间，围绕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嘉兴模式”，浙江省环境宣教中心主任虞伟分享了嘉兴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一系列的创新参与模式，包括环境项目公民“陪审员”、市民检查团、圆桌会和利用网络与报纸环境信息等。

　　据了解，上述政策建议将于2015年，由中方专家提交至环保部相关高级官员，并制作成“政策简报”，供公众参阅。项目组认为，创新公众参与模式将助力环保实践，推动地方可持续发展，最终受益公众，而项目目标的实现将加强中国现有政策和措施，协助制定未来的新政策。

　　EGP是欧盟支持中国政府在环境公共治理领域开展合作的项目，项目总额度为1875万欧元，欧盟出资1500万。EGP工作计划于2010年12月开始制定，通过一系列政策实践研究及对话支持环保部的相关工作。该项目将持续5年，于2015年12月结束。